核心观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只是经济衰退的外因；内因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

　　●政府应更加重视具有创新性质的经济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把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等同于上马或引进新项目。

　　●制度安排的作用重于技术演进自身。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创新，才能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使技术进步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常规化和制度化。

　　高端访谈

　　2002年，一本名为《制度重于技术》的书，对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职能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方。书中说，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用应该是“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真正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应是企业。书的作者，正是多年来一直呼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呼吁发挥市场作用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吴敬琏。

　　如今，时间过去8年。中国经济刚刚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各界关注的紧迫课题。对于这个重要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自主创新，吴敬琏会给出什么解读？对于创新中政府、企业各自扮演的角色，吴敬琏又会提出什么建议？

　　应对危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记者： 2009年，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实现迅速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现“V”形曲线。与此同时，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作为中心任务被提出。您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必要性？

　　吴敬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果断向市场注入4万亿投资和近10万亿银行贷款。这些投资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迅速回升，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保证中国经济不会“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形走势。

　　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只是经济衰退的外因；内因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和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就需要标本兼治。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走出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我们必须借助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借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加快产业升级，从主要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的表现，也说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势发展。

　　记者：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等分工，至少不是我国10 年、20 年内的最优选择。对这类“比较优势”理论您是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