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高等教育最近面对三大问题，第一是如何更广泛全面地促进教育公平，第二是如何普遍提升教育质量，第三是回应“钱学森之问”——如何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更多地关注了前两个问题，比如俞敏洪先生再次提出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老方案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虽然他也许知道历史上这样的高考难以回答本省自己判卷打分的难题（倾向于给高分）、难以回答不同省市高考分数线不统一的难题、难以回答地方财政经费的权属问题。他还提出了北京大学是否是“北京人的大学”这样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讨论名校生源名额在各省市分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范畴上大致都属于教育公平问题。由于北京大学作为“名校”其本质上是教育质量高的大学，因而后一问题与教育质量有关。

　　试想，如果大陆有四五十所高校教育质量与北大、清华比肩，各省大致都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后一问题自然不会那么吸引眼球。我们知道，香港居民对北京大学的名额分配并不特别关心。由此可见，公平问题与质量问题实际相连，我们目前讨论的教育公平已经不是能否上大学的公平，而是高质量教育的公平问题。

　　观察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参照系，最近恰好有两个很好的参照系可以帮助我们看看大陆高等教育的质量。

　　2012年5~6月间，英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第四次推出了亚洲大学排行榜。上榜大陆高校大部分是教育部和工信部直属高校，其中北京大学超过了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6，清华大学排名亚洲第15，复旦大学第19，相比过往，这是很好的成绩了。

　　在以上部属高校之外，让我们看看地方高校的成绩。我们选择三个有些相似的国际化大型城市香港、上海和北京作个简单比较。

　　在QS亚洲大学排行榜100强中香港大学有6所进入，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1，香港大学第3，香港中文大学第5，香港城市大学第12，香港理工大学第26，浸会大学第48。香港入围的6所高校实际都在亚洲前50名，作为一个城市，香港各大学的教育质量确实非常耀眼，部属高校相比也逊色很多。

　　在QS亚洲大学排行榜100强中，上海市属大学有1所进入，那就是位列亚洲大学第95的上海大学，这是一所上海地方管理的“211工程”类型高校。在上海大学之后，分别是以下几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第96，中国人民大学第97，华中科技大学第98，再往下探头看看是排名101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四所大学都是部属“985工程”高校。由于衬托上海大学的四片叶子是如此夺目，上海大学这朵鲜花才显得别样的红。

　　在QS亚洲大学排行榜100强中，北京市属高校未见踪影，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最近数年，由于高科技、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齐头并进，北京市财政状况非常好，市政府也给予了高校很大的财政支持。如果将专项经费平摊到生均，北京市属高校的生均拨款额在地方高校中很可能在大陆最高。由税收得来的财政经费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益。

　　作为一所地方高校，上海大学为何如此优秀呢？为何能超过这么多“985工程”高校？是QS排错了吗？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QS排行关注大学教学和科研质量两个因素，这时我们需要看看第二个参照系。2013年1月，教育部公布了2012中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这个评估在业内得到了大范围认可，可以用来判断学科建设和科研质量。在这个排行榜中，上海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排名全国第3，新闻传播学排名全国第5，其余学科都在5名之后。与上海大学形成反差，QS排行榜中中国人民大学有9个学科位列全国第1。比较两个排行榜我们看出，上海大学在QS排行榜中领先不是因为其科研和学科，主要由于其教学质量大幅领先。

　　1994年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四校合并为新上海大学后，钱伟长先生出任校长，一直任职到2010年。钱伟长先生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长期学习和探索使其掌握了教育规律，因而在长期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他能将这些规律慢慢转化为教育质量。上海大学在教育改革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很早就实行了学分制，改革了学期制度。2011年该校按人文社科、经济管理和理工三大类进行招生，让学生任意选择专业，给予学生极大学习自由，其自由度在大陆高校中最高。而这些仅仅是其教学改革的一部分。

　　在提高教育质量层面上，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上海和北京应该向香港学习。比如，教育部在2013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完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的选拔任用机制”，这无疑是香港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经验。北京和上海能否在教育部之后，也探索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把钱伟长一般的教育家请到市属高校呢？比如，能否学习香港大学的拨款制度，建立更加透明和有预期的生均拨款公式、减少甚至停止项目拨款，给予高校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使高校能在世界范围竞争最好的教师呢？能否学习香港内部的管理制度，给予校长直接招聘院长的权力，并不断检查和督促院长的工作及其学科建设成果呢？

　　学习是大学和大学管理者的自觉行为，不自觉怎么办？由于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需要问责：大学是否用好了来自地方人民的税收？是否可以更好地提高教育质量？为何北京落后于上海和香港？是否有问责？该如何问责？谁来问责？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问题，是能否普遍提高我国中间一大部分地方高校教育质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