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中科院老师程代展发博文，惋惜自己一名非常有科研潜力的学生转行，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逃离科研”的讨论。

　　该个案之所以引起较大共鸣，恰恰在于其反映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些现状，即基于大环境的影响和外界诱惑，许多科研“潜力股”选择转行，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其背后则是不少青年对科研及科学的失望乃至困惑——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对于大多数默默无闻的科研从业者来说，不会给本行业带来贡献，更不会改变历史，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要为生活付出更多操劳，那么，做科研的前途与意义何在？在浮躁的当下社会，年轻人要如何看待“对社会有用，同时真正实现个体价值”？这些命题，值得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认为，过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优秀人才都向科研领域聚拢，现在的情况则相反。实际上，这种“逃离”的现象从中学就已经开始。在中学，优秀学生选择理工科方向的比过去少了许多。

　　“这才是很可怕的地方——他们的兴趣在中学阶段就已经‘疏离’科学了。”黄元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对此，北京某高校一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则认为，一方面，每个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种种“逃离”的想法，差别无非在于逃离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无论学习乃至科研，现在真正对科研感兴趣并乐在其中的学生少之又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华良则告诉记者，“我现在去中学讲课，动员他们将来从事科研，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蒋华良说，他会告诉中学生，科研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它不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现在，以科学为终身职业的人越来越少，“攀登科学高峰”似乎已成为一种口号与象征。当然，现实中也有不少对科研感兴趣的年轻人。蒋华良记得，所里曾经有几个学生去了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跑回来。

　　学生告诉他，在公司天天干同样的活，太机械，没意思。蒋华良则鼓励他们，从事科研不仅可以探索新的问题、始终保持一定的新鲜感，而且一旦作出成果推向市场，同样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可观收入。“做科研和挣钱是可以兼顾的。”

　　黄元河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才华横溢，只要他在某个领域失去了兴趣，就不可能在这方面有多大建树。同时，科研固然需要天才，但在某种意义上更需要那些不见得非常出色的人，他们有耐心、恒心，能够坚持下来。“一些人选择‘逃离科研’，可能是出于外界的物质诱惑；对于坚持下来的人来说，诱惑何尝不是来自科研本身？”黄元河反问。

　　他强调，逃离科研的核心，在于重塑科学精神、重拾社会对于科学的尊重，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