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博士论文造假被剥夺博士学位后，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沙范2月9日迫于压力宣布辞职。沙范当天与总理默克尔共同面见媒体，宣布辞职决定。沙范再次明确否认对她博士论文的剽窃指控，不接受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她博士学位的决定。不过，“否认”、“不接受”也难以改变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大学的决定，即便她本人是教育部长，得到总理的支持。这起博士论文造假调查显示，学术独立对于大学是何等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宣布“初步认定沙范198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蓄意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事实”之后，沙范还是有不少支持者，其所在的执政的基民盟秘书长赫尔曼·格罗赫表示，此项针对沙范学生时代论文的调查不应仅限于杜塞尔多夫大学内部，而应引入一个由德国全国科学学术协会组成的专家组，按照更加公开、透明和客观的标准来展开，同时也需要更多持中间立场的鉴定者参与。与此同时，德国一些学术机构和研究所也公开质疑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调查结果并联名谴责该大学的调查不够严谨、不够规范。

　　但是，杜塞尔多夫大学并不为所动，也没给部长校友“面子”。该校的学位认证委员会于1月22日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启动主程序，审议是否最终剥夺沙范于1980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议题。随后，由该校8名教授、两名学术成员、两名非学术成员及3名学生组成的学位认证委员会，最终以12票赞成、两票反对及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取消沙范博士学位的决定。学位认证委员会的决定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必须得到执行，这是“学术独立”的基本原则。否则，如果大学学术机构的决策不具权威性，可以被左右，学术独立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决定，沙范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该调查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和引用证明材料的违法性”。按理，她可就此向学校的学术仲裁委员会申诉，也可就学校的做法到法院起诉，但从学术独立的角度审视，这很难“翻盘”。首先，此前学位认证委员会的调查是很严谨的，完全按照学术决策的程序进行；其次，正如媒体分析所说，沙范虽然有权起诉杜塞尔多夫大学，但德国大学的科研是独立的，法庭很难裁定一个专业科研机构的决定是否违法。提起诉讼能为沙范赢得一些时间，但诉讼过程旷日持久，对处于大选年的执政党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学术独立是大学自治的重要方面，这要求，对于学者的学术评价(包括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只能基于学术原则，学术评价不能被媒体评价、司法评价所替代。中国近年来也屡屡爆出学术不端丑闻，但是，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却往往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原因在于，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学术并不独立，所以，学术调查、评价会受各种现实利益因素的干扰，不要说很难对沙范这样的政府高官启动调查，就是对略有一点身份的学者，调查都迟迟难以启动。即便启动调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也不独立，得到的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如此一来，对学术不端的“揭露”就只有走非学术路径，实行媒体评价和司法评价了———所谓媒体评价，就是当事各方在媒体上打嘴仗，指望以舆论左右事件走向；所谓司法评价，就是将学术不端争议诉诸法庭，希望法庭判决。更离奇的是，即便造假抄袭被认定属实，处理结果也往往轻描淡写，前些年，中国有几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涉嫌抄袭被认定属实，但涉事的副校长、校长居然全身而退，仍担任相应行政职务，只有个别被调离岗位，学术尊严荡然无存。

　　学术不端是大学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大学和学术才能得到健康发展。沙范获得博士论文已经32年，但她最终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付出代价，在我们这里，会不会又惹出“能力重要，还是诚信重要”的大讨论，抑或“当年的学术规范不严格，既往不咎”的各执一词呢？这样的“大讨论”只会发生在学术不独立、学术异化为工具的环境中，越是“讨论”，大学、学术越是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