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科技进步奖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

　　今年年初，科技部撤销了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随后，公众对国家科技奖励的质疑应声而起。

　　“李连生事件的被处理、被举报乃至被公开是偶然的。”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原副校长冯培恩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实际上这类学术不端行为不是个别的。因为不是个别现象，也考虑到社会稳定，一般知情者都不会举报，其中少数被举报和处理了的案例一般作为敏感事件不上媒体，减少负面影响。”

　　更多的科技界人士认为，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是造成当下科技界浮躁之风的关键因素之一。

　　早在李连生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曾就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问题递交过议案提案。

　　然而，改革并非易事。

　　“生计”

　　现就职于某科研院所的高毅(化名)，梦想“纯洁”得近乎简单——当一个科学家，真正解决几个科技问题，并自诩视名利如浮云。

　　当他被一个科研项目的申请条件拦在门外时，才发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只有教授可以申请。彼时，高毅只是副教授。由于要申请的项目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至关重要，也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于是高毅开始仔细研究如何才能晋升教授。他发现，要想成为教授，他还缺一个级别较高的科技奖励。

　　做研究生的时候，高毅对科技奖励有所了解，此时，他才发现，这个奖离自己如此之近，如此不可或缺，于是他不得不投身到国家科技奖的报奖“事业”中去。

　　已经顺利获奖并成为教授的高毅，如果还要晋升，下一个目标只能是“院士”，而要成为院士，科技奖励又成为必须考虑的要素。这些，都是高毅最初立志要做科学家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科技奖励想摆脱都不容易，“因为它与你的职称挂钩，职称又和你能承担的项目挂钩，有时甚至与房子挂钩。”

　　“并没有明文规定过要取得什么职称必须要拿哪个等级的科技奖励，但是，往往职称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样，在进行细致比较的时候，拿过科技奖励就很占优势。”高毅举例说，“比如有的单位，想评副教授的可能有将近100人，有70～80人符合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只有20来个人能评上。这70～80人，其他方面打分都差不多，科技奖励这一项就能拉开好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