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到来了！”1977年春天，85岁高龄的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发言中发出了这样的欢呼。

　　十年浩劫，让中科院成了“文革”重灾区。在1977年6月22日～7月7日召开的院工作会议上，时任中科院党的领导负责人方毅指出：“这几年来，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

　　不过，严寒一旦消退，冻结的土壤就会在温润中松动，科学的嫩芽也会在柔软中萌发。

　　随着1977年的到来，科学院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已“销声匿迹”了10年的学部也慢慢复苏。

　　赶着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中科院恢复了已停顿多年的学部活动，着手增补学部委员，并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伴随着学部的重建，科学院逐步从过去以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学术领导为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治院。

　　21年再聚首

　　5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1981年的那个春天，被很多老一辈科学家铭记。就在那个春天，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成功召开。

　　从学部完全停止活动到彼时，历史的车轮已碾过21载，老学部委员们早已白发苍苍。为了同一个目标，他们再次聚首北京，为已故的老友默哀，为多年的坎坷互诉衷肠。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学部被视为所谓‘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的产物，并且被彻底砸烂和撤销。‘文革’一结束，恢复学部的工作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主任王扬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十年动乱中，学部委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批判。回首往昔，自1955年学部成立到1960年，中科院学部共开过3次学部委员大会。然而，自1960年4月第三次学部委员大会后，学部委员会的活动明显减少。

　　上世界70年代末，对于重建学部，时任中科院院长方毅十分支持。自1979年1月起，在方毅、副院长李昌的领导下，中科院以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为基础，开始重建学部。

　　“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后，院党组、学部和有关部门草拟了学部章程，并在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汇报提纲，明确了中科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王扬宗说。

　　在那次大会上，老学部委员和新增选的年轻学部委员一起，审议并通过了中科院建院以来的第一个院章——《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

　　这份沉甸甸的章程，至今仍是中科院历史上的骄傲。按照章程，全体学部委员大会成为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

　　“这一新体制是在认真总结我院前30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定的，力求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方面实现平衡与协调。”王扬宗说。

　　“由科学家们去决定”

　　在此次会议上，新当选的学部委员、著名电化学家查全性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和场合，吐露自己的困扰。

　　“多年来一直强调科研为政治目标服务，人为地改变科研方向太多。今后要……科学家们去决定研究任务方向。”他说。

　　“科学家不能决定研究方向”“外行领导内行”“以党代政”……科学研究受到行政过度干预的情况已广受诟病。知识界长期的动荡，也早已让很多科学家心生焦虑。

　　从学部重建到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科技界讨论最多的恐怕就是关于如何体现学术领导以及学部性质定位的问题了。

　　主管学部委员增选办公室的邓照明，就曾在工作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1979年5月17日。“召开学部常委会议。张稼夫同志讲：不重视学部（学术领导）是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影响。尊重科学家，就是（科学上的）群众路线。”

　　1980年3月28日。“上午，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李昌同志讲话：学部是科学院的学术重要领导机构；要依靠科学家，加强学术领导（克服以党代政）。”

　　一次次的会议，一次次的讨论。最终，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明确将学部的职能之一定位为“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

　　第四次学部大会后，各学部开始围绕“充分发挥学部委员作用，加强学术领导”这一中心开展大量工作。

　　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各学部开始组织评议所属研究所的工作，审议研究所方向任务，审查现有课题和拟新开设的课题，评议科研队伍的建设及人才的使用安排等。到1984年，已先后评议中科院的42个研究所和285个重点科研课题。

　　与此同时，组织审查和论证重大科研项目的工作也如期进行。例如，数理学部对2×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预研方案等进行了审查评议；化学部先后就“一碳化学”等专题和学科领域进行了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