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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谷歌通过资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项目来影响舆论以及公共政策制定，为其所面临的市场监管辩护。过去10年来，谷歌出资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的“好处费”，资助了数百篇研究论文。这一“学术献金”丑闻，使得谷歌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维护自身商业利益，资助某些特定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发表

　　美国维权组织“问责运动”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谷歌拨款资助了329篇发表于2005—2017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论文。其中一半以上属于直接资助，其余由谷歌支持的组织或机构间接资助。论文作者来自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及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等全球一流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报告还称，过去10年间，谷歌一直资助某些特定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发表。这些论文普遍支持维护谷歌的商业利益，反对诸如反垄断和反盗版等监管层面对谷歌的挑战。“这些所谓独立的司法和学术著作其实都是谷歌制造的。”“问责运动”执行董事达尼埃尔·史蒂文说，谷歌试图通过自身实力“影响每个层面的政策制定者”。

　　谷歌对此回应称，该报告是“高度误导的”。谷歌公司公共政策主管莱斯利·米勒称，期望学者披露其资金来源并保持其独立性。米勒还回击称，“问责运动”不肯透露自己的财务支持者，却言必称问责制和透明度，这实在是“有点讽刺”。

　　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取的数千页邮件内容，一些研究人员会在其论文发表前与谷歌分享，并且允许谷歌提出建议。不过，不是所有教授都会披露谷歌对其研究的资助，并且几乎没有人会在后续相同或类似主题的论文中披露这层经济关系。

　　“渗透”学术界是硅谷向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幕后手段之一

　　《华尔街日报》引用前谷歌雇员的爆料称，谷歌在华盛顿的管理人士曾经拟好学术论文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每篇拟定论文的暂定题目、摘要和预算，然后寻找愿意写论文的作者。这也就是说，谷歌实际上在对论文进行“招标”，而花在这项研究计划上的资金仅有数百万美元，对谷歌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然而，这些资助带来的政策影响力是巨大的。2012年9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接近就是否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作出决定，起诉的具体内容包括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向自己的购物和旅行服务。当时，谷歌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八页长的辩护信函，并附上了谷歌资助的研究论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最终裁定，谷歌在搜索排名中突出显示自己的服务，并未违背反垄断或反竞争法，这直接巩固了谷歌在互联网领域的主导地位。

　　2010年，谷歌向多名研究人员提供了40万美元经费。这些学者研究的课题是如何改善用户的网络隐私，时任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的瑞安·卡洛就是其中之一。卡洛表示，为了保证准确性，与所涉及公司讨论研究内容的做法很常见。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谷歌管理人士会选取与他们本身观点存在共鸣的研究，然后扩大这一研究的影响力。

　　对于谷歌“渗透”学术界的行为，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的罗宾·费尔德曼去年在哈佛大学法学刊物一篇文章中表示，这种公司资助行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学术界人士成为说客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者。通过向有利于本公司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从而支持公司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这种做法是硅谷向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幕后手段之一。这也表明，由于已经避开了华盛顿监管环境的约束，企业的游说活动越来越难以被发现。

　　大型高科技公司成为在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游说力量

　　由于大型高科技公司令人艳羡的盈利能力，它们能够拿出巨额资金，并施展强大的软实力，力求避免监管机构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裁决，正悄然成为在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游说力量。根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的数据，大型高科技公司用于游说联邦政府的资金在2015年合计达到创纪录的1.81亿美元，这让它们成为第二大企业游说团体，仅次于大型制药企业。

　　高科技企业之间也会“互相攻击”。比如，微软向哈佛商学院教授本·埃尔德曼提供了资金，后者是有关谷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报告的作者。与谷歌存在专利纠纷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也向支持己方的学术报告提供了资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则向各种针对谷歌的报告进行了资助。“问责运动”的背后金主就包括甲骨文公司。

　　《纽约时报》2016年的调查发现，美国75家主要智库的数十位研究专家同时注册作为游说人员，一边在监管争端和诉讼中担任外部顾问或是仲裁员，另一边却以各种咨询名义从大企业收取不菲的费用。一些智库还为游说者、前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咨询顾问提供了非正式研究员的职位。这些人并不需要披露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华尔街日报》早前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科技公司从消费者创造的数据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并越发明显地拥有了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而消费者对企业这样的行事方式日益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