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发言 杨天鹏 摄

　　“我一直觉得20世纪、21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9月22日，“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尤其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工作，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

　　在杨振宁看来，关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方向。一个方向是要跟近代的科学发展紧密地、近距离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工作“限于笼统”，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杨振宁列举了自己的老师吴有训先生的事例。吴先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纪20年代时，吴先生是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的学生，帮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不知道谁发明出来一个名词‘康普顿—吴效应’，但是我在国际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名词。”杨振宁说，“有人要表扬吴先生的工作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于是别人就引用。这既是对历史的不忠实，对吴先生的不尊敬，也是对中国年轻人的误导。”

　　杨振宁还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与李炳安合作，对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在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溯研究。“我听说赵先生晚年看到我们的文章才了解到，为何他当年重要的工作没有得到国际认可。”

　　关于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赵先生在1929年前后就率先通过实验得到了正确而关键的结果。杨振宁介绍说，当时只是研究生的赵先生与另外的“大牌”物理学家的工作方向一样、结果不同，可是因为“咖位”问题，赵先生的工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实际上回头看，“大咖”的实验不够小心，数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赵先生的工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很得意的是，我和李炳安澄清了这个事情。”杨振宁说，“但是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都没有人做。”

　　杨振宁认为，对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工作，另外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通俗的介绍。他遗憾地表示：“我没有看到过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能看懂的，通俗地介绍原子弹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书。”

　　“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毕业生要找出路，我觉得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杨振宁呼吁，学界要努力向年轻人推介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

　　本次座谈会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也是哲学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创设并成立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担任首任主编，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担任首任社长。40年来，《自然辩证法通讯》一直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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