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术期刊在其投稿须知里要求：“本刊只接受打印稿，一律（或者原则上）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来稿须提交打印件一份和软盘稿件一份”。众所周知在，即使是一篇2万字的文章，按大多数期刊要求的“用A4纸5号字打印”，也不会超过20页，按现在的市场价，打印一份一不会超过4元人民币，如果是杂志社办公设备打印，成本不会超过2元，1万字内的稿件，打印费不会超过1元，这对一家期刊而言不是什么经济负担。而作者用特快专递邮寄，不仅要给双方的收发带来很多不方便，还会要花费20多元，而且没有电子函件安全。

　　在大多数国外的期刊“原则上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期刊会这么无理的要求作者不使用电子邮件投稿呢？原因大家是心照不宣，也是人人皆知的：一是他们不担心稿源，在需要找关系、交版面费发稿的现状下，他们不担心稿源，而不接受电子稿件，可以减少作者的轻率投稿，减少编辑的工作量；也正因为不愁稿源，他们也不在乎给作者投稿带来的麻烦。很多刊物即使对外公布了电子邮箱，也只有自动回复，通知作者补寄打印稿件和软盘，从不看邮箱里的稿件内容。

　　这是一种处于垄断地位者的傲慢。当今学术期刊的脸色，与改革开放前某些掌握着物质供应大权的公社售货员小姐的骄横与霸道的脸色何其相似。这种形式上的傲慢的背后，是对作者和学术成果的轻视和无知。而在另一方面，编辑部和编辑的邮箱对关系户和权贵者是开放的，就象当年的供销社，多少女售货员为了永远当售货员而躺进了公社书记的怀里献媚。君不见学术刊物对学术领导和行政领导的稿件大都是来者不拒的、甚至经常约稿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垄断，也因为没有进入质量竞争与品牌竞争。过去同样是傲慢者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和非学术刊物，已经大都“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文本”了，特别是报纸的编辑（作为一个报纸写手，我深有感受），他们在忙着联络有水平的写手，在日日夜夜筹划稿件的来源，甚至频频通过网络公布自己的邮箱征集稿件。看来，躺在公社书记怀里的售货员不是天生就这么傲慢与下贱兼备的，只是因为体制把他们娇坏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这样众多的“公社售货员”中，也有少数具有良知的刊物和编辑，如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的王申主任，笔者与他素不相识，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稿件，在一年之内给我发了两篇稿件，他还对稿件作字斟句酌的修改，还有不少的刊物如《内蒙古社会科学》、《中国改革》、《法学论坛》、《新疆社会科学》等期刊的编辑也是如此，他们对作者和稿件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当今学术刊物整体败坏的背景下，尤其值得人敬佩，可是，这样的刊物和编辑，在中国真是太少了。

　　“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表面上只是学术期刊在形式上一种不合时宜的要求，反映的却是中国学术体制上的深层次的问题，反映的是一大批学者在腐朽的学术体制之下饱受凌辱和尊严尽失的现状；是中国学术病态下散发出的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我们通过它看到的是学者，特别是在人格一样平等的不知名学者在向学术道路前进的过程中的忍受与无奈。学者本应学术自由、人格独立，却在一件形式上的小事上就已经不得不低头屈就了，更不用说会傲视权势，为正义呼号了。

　　为此，我向那些不在乎发表的民间学者和网络学者致敬，向那些平等对待作者和尊重作者的刊物和编辑致敬，也向所有学人呼吁，坚决抑制那些“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的刊物和编辑，学术平等，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来源 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