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媒体的上年度新闻大事和风云人物评述都有李银河名列其中。新年伊始，李银河有关性解放的言论又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毫无疑问，这与李银河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专家身份有关。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上网看看，持她同样观点的人多了，而且不少人并不像她“光说不练”，可惜那些人没有李银河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李银河说她自己并非同性恋，不喜欢婚前性行为，觉得虐恋危险，也恶心换偶，只是要为中国人争取性权利，颇有一副“为民请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盛情；受到“误解”和攻击，难免有“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寒心和伤感。我看，这就大可不必了。不论是对于我们这些李银河言论的受众，还是李银河本人，都应当将她的话看淡些，一家之言而已。接受不接受，赞成或反对都很自然。

　　李在《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的文章里写道，“其实，谁让你搞同性恋了？谁让你搞一夜情了？谁让你换偶了？我只是告诉你，想做这事的人其实是有权利做的，就连你这个不想做这事的人也是有权利做的……”我认为，李银河对自己言论的社会意义理解并不完整。

　　首先，你主张一个人应有这些权利，不必讳言，就必然带有支持乃至鼓励的意味，就是为这些行为“正名”，就是要社会承认其正当性，就是谴责社会对同性恋、一夜情、换偶、虐恋等行为的歧视和打压，就是对有这些行为的人的鼓舞。这与你自己做不做无关。好比，李银河不想当总统，却说女人有权竞选总统，当然是对女性参政的支持和鼓励了。我不明白李银河为什么不愿承认这一点。

　　其次，“权利”通常是个法律概念，但也可以是个道德概念。呼吁这种种性权利，除了要求法律（执法）上的“松绑”之外，也是一种道德舆论诉求。因此，不赞成这种道德观念的人为之愤怒，就是很正常的，并不表明他们没有现代法治意识，不赞成现代新秩序――道德观念多元是新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不讲理的人身攻击、辱骂是前现代的。

　　有人说，李银河的性观念在中国超前了50年。我看不见得。同性恋在中国是很古老的，比西门庆、贾宝玉早得多就有贵族和雅人雅好“男风”。“一夜情”，于汉族，早有先秦的“桑间濮上”青年男女之约；于少数民族，“金花”妹与“阿鹏”哥一歌定情式的暮聚朝别至今犹兴。“换偶”可能是“泊来品”，但也早有人在“只做不说”了。那么，50年后中国人就都普遍认同了吗？李银河从美国留学归来，比我了解得多，即使历经“性解放”40多年的美国，性观念也不曾归于一统。虽然中国人多无宗教信仰，没有天主教之类性观念保守的势力相抗衡，但也毕竟是有深厚的“封建”意识积淀的。

　　又，李银河讲性交往的三原则，即“成人、自愿、私秘”。这三个原则似乎很现代，超越了公鸡对母鸡的强制，公狗母狗在光天化日之下性交的不私密，以及土匪军阀欺男霸女的强横。可是，仅满足这三个原则就够了吗？就算我们可以把卖淫嫖娼、群交根据这三原则非罪化甚至道德正当化，成年的父女、母子和兄妹乱伦呢，是不是也要合理合法了？《诗经》里有讽刺齐王兄妹淫乱的；据说中世纪的查理大帝非同寻常地爱他的女儿――诸如此类自然都是符合“人性”（情欲）的。但是，人作为族类、种群和社会性动物，不能不接受一个基本的约束，即是否有利于种群的优生和发展。所有的道德律条――包括性交往的禁忌――其实都是从这个大原则出发的。我们能无视人类种群的利益而放任个体欲望吗？我说这些话，概念是否准确尚无把握，在李银河这样知名的社会学家面前岂非班门弄斧？尽管如此，我对自己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有自信的。

　　所以，我说李银河只是一家之言。哪一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而且是偏执地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一种。我以为，这种忽略人类繁衍进化要求的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跟无政府主义一样，至少在近100年，是不现实的。100年以后呢，只要还有私有产权，还有家庭，近亲繁殖仍然不利于优生，人类的性交往就还不能充分自由。 （感谢通讯员：孙志超同学推荐　转载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