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从研发投入、研发人员、论文、专利数量以及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来看，中国的科技实力得到了巨大提升。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都表现出很强的跟进和创新能力，追赶的步伐不断加快，在一些重要科研领域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在一些新的科技竞争制高点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从国际上纷纷出炉的各种创新能力指数来看，中国在知识创造和创新绩效方面的表现令人关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指出，在全球141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反映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创新效率”指标，中国位列第一。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对1999—2009年期间40个国家的创新效率进行排名，中国也位列第一。

　　但是这种宏观数据的变化与人们的直观感受之间存在反差，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弱和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往往总是让人容易将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效益和质量进行关联。这个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始终处在一个技术追赶的阶段，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消化吸收，曾经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国际上对我国在工艺创新和流程创新方面的进步给予很高评价，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是相适应的。

　　其次，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需要持续积累的过程。研发投入属于知识投资，技术突破不同于基础设施建设，指望钱投下去很快就能见到成效，那是不切实际的。目前大热的一些新兴技术和产业“火种”早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例如，从1976年到1992年，美国能源部出资9000多万美元，委托多家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页岩气东部工程”，2006年以后随着水力压裂技术的成熟，才兴起了页岩气的开发热潮。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先进项目研究局资助的3D打印技术取得专利，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实现了商业化运营。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部署超级计算机的关键技术攻关，历经20多年的艰苦努力，2012年全部采用国产多核处理器的“神威蓝光”超级计算机才研制成功。正是有了本世纪初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发“三纵三横”的布局，我们目前才能紧紧跟上世界新能源汽车研发和产业化的步伐并有所创新。TD-LTE、第四代核电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也是超前部署、持续创新的结果。

　　第三，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的大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呈现多元化。的确，核心技术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但是对于新兴产业来讲，核心技术只是对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产生影响，无法决定产业本身的发展规模，甚至决定不了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技术路径之间存在竞争，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强，大量投入可能换来的是一个失败的方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市场规模、消费需求等因素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幅推进，旺盛的市场需求带动了盾构机、地铁列车等重大技术和装备的突破。

　　第四，在产品“模块化”时代，专业化分工高度发展，在产业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高地”，就看企业如何挖掘。韩国三星以举国之力打造“全产业链”，在智能手机领域与苹果公司抗衡，纵使如此，软件操作系统和服务也是其明显的竞争“软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巨大跨越，即使部分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但我们的集成创新能力和工程化配套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如果要等到所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的高铁、大飞机不知何时才能形成产业规模。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表面上看存在投资盲目性，但实质上正是由于光伏产品明显的“模块化”特征，使得产业进入门槛降低，在原料生产、设计、组装等不同的价值链环节都有利可图，才引来各地纷纷上马。而目前决定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市场需求，正是严重的国外市场依赖症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发展困局。

　　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有望超过1万亿元，各界对科技投入的产出都很关注。如果我们用评价经济绩效的眼光来看待科技创新的产出，用“投资少、见效快”的标准来考量科技创新活动，就会造成科学精神不在，学术浮躁不止。近几年研发投入的高速增长，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发展的知识投资和储备。切莫不要忘记，在科技创新领域我们总体上还是一个“追赶者”，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仍旧是一个“爬坡者”，在新兴产业领域我们有望成为“并行者”甚至“领跑者”，我们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