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开的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再一次全面展示了当下中国科技的整体水平与实力。然而，喧嚣过后，仔细端详这三份获奖名单（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与技术发明奖），我们需要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科技结构的布局合理吗？换句话说，现有的科技力量是否还可以取得更好的绩效？在状态—绩效—结构的三元模式中，到底哪个环节成了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这样思考下来，就会发现中国科技的整体布局结构不合理。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我们仅从三大奖项获奖情况的分布来揭示这个长期隐而不显的问题。

　　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的分类，一个社会中的科技力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大学里的科学家、企业里的科学家与政府中的科学家。这三种科技力量分别存在于大学、工商业与政府研究机构中。那么，基于人员构成的分布，我们来看看中国三大奖励的获奖分布情况：国家自然科学奖共计颁发54个奖项，其中大学获得36项，政府研究机构（中科院16项与国家研究机构2项）获得18项，企业获奖为0。从这组数据中不难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高校已经占据了66.7%，国家科研机构仅占三分之一，企业没有贡献。这也符合知识生产的分工规律，基础研究旨在增加人类知识库存，为全人类共享，这部分知识属于公共物品，只有国家出资支持，企业对这类研究不感兴趣。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共授予了137个奖项，获奖分布情况是：大学获得51项、国家科研机构42项、企业44项，三者所占比例为：37%、31%与32%，这个获奖格局几乎是三分天下。再来看看国家技术发明奖，共授予55个奖项，其中大学获得38项（包括唯一的一等奖），国家研究机构获得12项（其中中科院9项），企业获得5项。三者的获奖比例分别是：69%、22%与9%。这个比例很令人震惊。按照常理来说，企业应该是技术发明的主战场，但获奖分布数据再次有力地证明：中国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乏善可陈。换言之，目前中国真正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凤毛麟角。

　　通过对三大奖项分布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四个结论：其一，中国的高校已经名副其实地承担起中国科研力量的半壁江山（三大奖项总共246项，高校、政府研究机构、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51%、29%与20%）；其二，政府研究机构除中科院外，研究效率普遍偏低。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6.2%、15%和7.6%。高校用最少的投入取得了最高的效率，另外企业的科技投入水分太大，否则这种投入就是糟蹋钱的行为；其三，中国企业科研力量过于薄弱。换言之，中国企业的整体状况仍然以低技术含量的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其四，中国科研力量的结构布局出现严重不匹配现象。

　　基于上述数据，我们就面临一个长期受困扰的老问题：中国科技力量的布局应该采用三驾马车的形式还是转变为三轮马车形式？表面看来，三驾马车形式有利于形成科学界的竞争，并通过竞争带动科技发展。然而，由于知识产品性质的不同以及科研分工的深入发展，我们发现三驾马车模式非但没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反而演变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课题的重复研究、人员的重复配置与实验设施的重复建设等乱象。同时，恶意竞争滋生了设租与寻租等行为，严重败坏了学术界的学术风气，导致宝贵的科技资源被制度性合法浪费，无人负责。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中国科技布局应该采用三轮马车模式：三轮各司其责，协同进步。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充分利用研究分工带来的知识生产中形成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类型科学家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对明确的研究优势区域，宏观上避免越界研究，消解研究中的知识短板现象，这种结构能带来更高的科研效率。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科研力量过于薄弱，是否应采取政策倾斜的传统模式扶持企业提升科技力量？笔者认为，这条路走不通，而且事倍功半。由于长期历史欠债以及企业知识存量的严重匮乏，即便短期内向企业投入大量科技资源，也很难改变企业科技力量薄弱的现实。与其这样，还不如改变思路，把资源投入存在明显比较优势的科技力量中，然后鼓励企业与这些力量合作，并采取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通过合作与赎买的方式实现企业技术含量的升级与提高。企业终究要自己长大，在市场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企业会自动向科技路线靠拢，否则企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如果把中国的科技布局从三驾马车模式转向三轮马车模式，可以避免众多的混乱抢道现象，规范科研秩序，同时通过三轮匹配效应，充分实现知识生产的比较优势状态。可以断言，中国的科研效率会由此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与大发展。因为，这种转变符合状态—结构—绩效的三元治理模型，否则单纯加强状态与绩效的管理，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科技布局结构的改变，才会带来实质性的科研状态与绩效的提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