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财政拨款仅占清华收入的20%，著名高校经费差异悬殊，并非国家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拨款差异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各高校“筹资”能力的差距。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直属高校年度预算，清华再次蝉联第一，达到了317.28亿，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超过300亿的高校。位居第二第三的浙大与北大也超过了200亿，分别达到了228.16亿和221.34亿。中山大学则以198.55亿逼近200亿俱乐部。

　　另外，还有9所高校也超过了100亿，分别是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大、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

　　与2020年相比，大部分高校的总经费出现增长，少数出现减少。清华大学相比去年增加6.57亿，但远远低于北大增长的30.26亿以及浙大的11.96亿。北京邮电大学更是增长34%。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各高校经费还能保持增长是很不容易的。

　　简单从数字看，收支差距悬殊是较为明显的。高校高额的经费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平衡、差距悬殊更引起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批评，尤其是由此引出对教育公平的质疑与批评。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存在很多的误解、误读。

　　其实高校之间的预算经费差异，并非主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拨款不同造成的，如果进一步分析高校预算经费的构成，可以看出，高校的预算结构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就以第一名清华大学为例，对其2021年的收入构成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

　　根据清华大学公布的预算，其当年取得的收入是228.81亿，来源主要是四项收入，再加上上年结转的经费88.47亿（跨年度预算），共计317.28亿。上年结转是一个常规跨年经费安排，高校普遍存在，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收入构成，我们剔除上年结转，仅分析228亿怎么来的。

　　四项收入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事业收入；其他收入。这四个收入项目与其他高校一致。其中第二项，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都比较少，可以忽略，我们主要分析其余三项。

　　其中第一项，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1年是43.6亿，这笔钱实际就是我们理解的财政的直接拨款，这笔经费占清华当年预算收入228亿的近20%。

　　第三项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为126.5亿，远远超过了第一项。在预算中写的项目是事业收入。这笔收入占到了清华本年预算收入228亿的55%。

　　那么，这一项到底是什么收入？

　　事业收入，对于一般人比较生僻模糊，我尽量用大家熟悉，但可能不完全准确的话语体系再拆解一下。这笔钱实际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学费及培训收入，一个是科研收入。

　　在学费收入上，大家不要误解，对于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这笔学费是很低的，占比并不高，占比较高的是各种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培训。

　　20年前清华第一个取消了继续教育中的学历教育，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各种非学历培训，没有学历的加持，就更需要实际水平与能力了，实际也是学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体现。在这方面，业内公认清华大学应该是全国高校做得最好的，这笔钱没有细目，收入估算约在十几亿。

　　另外一笔重要来源就是科研。科研收入上有国家相关部门的，比如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门的，也有企业委托的，比如华为、腾讯、搜狗等出资与清华相关院系共建实验室或者相关的项目。

　　事业收入，是清华收入的核心，也是其他著名高校收入的核心。而这部分收入则全部来自高校，是高校自己挣出来的，不是谁拨付的。各著名大学经费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了。

　　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收入，清华的预算中写的是“其他收入”，2021年为57.8亿，也超过了财政拨款。这笔收入一般主要包括校友和社会捐赠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相关附属企业上交的收入等。

　　对比其他著名高校，清华在这笔营收上的吸金能力是非常强的，远远超过了其他高校。

　　也就是说，在清华2021年所有的经费中，国家财政直接拨款43.6亿，占比近20%，其他两项主要收入都是靠清华自己“挣”来的，占到了80%。事实上，第一项财政直接拨款上，清华近年还出现了略微下降，而不是增长。

　　其他著名高校也类似，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占比并不高，主要还是学校自筹的经费。

　　高校经费差异，甚至悬殊是客观的，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高校的贫富差距，是学校自主筹措资金能力的差距，也是所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著名大学中，除了清华北大国家直接拨款的“皇粮”在40多亿这个级别外，其他著名高校基本都在20-30亿，比较平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差距那么大。

　　以2019年为例，总收入在前十名的高校中，国家的这笔拨款最高的为北大，58.3亿，最低的是中山大学的27.7亿。即便是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当年也有22.2亿。

　　显然，收入多少，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个学校的“经营”能力，也就是自己挣钱的能力，并非“皇粮”，即直接的财政拨款。

　　学校的“经营”能力直接决定和影响了各高校经费的多少，至于这个“经营”能力是如何形成和提高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离不开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力两个方面。

　　这里简单说几个客观特点，或者说客观优劣势。

　　比如学科的影响是很大的。理工科学校一般比文科学校强，工科有优势的学校则比理科的高校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虽然非常优秀，但其经费根本无法和一流高校相比，排名基本在15名之后。再比如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层次的学校，一般都是工科强的学校领先。在北京，清华的收入就远远高于北大，同样，上海交大也高于复旦，东南大学高于南京大学，华科则高于武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对高校的支持也是一大块。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中山大学，虽然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并不算多，但其总体财政收入也逼近200亿，高居第四位，超过了上海的复旦与交大。这与近年广东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有关，即便是中央高校，广东地方也给与了巨额资金支持。与之相反，东北高校则排名都比较靠后，地方财力有限便是一个因素。

　　多方筹措经费的“经营”能力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流大学基本能力与水平的体现，是应该褒奖的，不应该被妖魔化，污名化。

　　高校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种教育制度与理念下，都是一样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一定要有强大的资金投入支撑。但是，多数著名高校的资金不是依靠政府的拨款，而是自我的筹资能力。因此，一所高校在经费上的“筹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著名高校突出的特点，我们需要对高校这方面的能力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1996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到访内地，田校长也是第一个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的华人。

　　在回答记者“从教授学者到校长的角色转换上有什么变化”时，田校长思考良久，回答说：money！田校长坦诚地表示，过去他只管治学、科研，现在作为校长摆在第一位的就是钱。他仔细算了一笔账，平均下来每一天他需要给学校争取100万美元的捐赠或者拨款，这也成为他的第一任务。

　　在这方面，哈佛大学是典型的高手，是很多学校学习的榜样。

　　2017-2018财年，哈佛大学收入共计52亿美元，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盈余1.9亿美元，捐赠基金规模接近400亿美元，上年投资收益率10%。据说哈佛大学有着上千人庞大的经营团队，有着非常复杂和成熟的操作，和我们不同，社会捐赠与基金的经营是其核心收入。正是在其庞大的筹资能力的支撑下，也才确保了哈佛的稳定发展。

　　在英国，名义上的校长往往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核心是负责出席一些重大仪式性活动。当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而学校真正负责人是CEO，是执行校长，也可以称为总经理，原因也在于此，是需要全面负责学校治理与经费筹措的，需要一个多面手。

　　在国拨经费仅有43.6亿元，占学校总收入20%的情况下，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著名高校多种渠道筹措发展经费，并没有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办学，实际上是中国高校发展水平与能力的体现，我们应该给与积极的肯定，而不是在误解的基础上，污名化、妖魔化，甚至简单的仇富。

　　本应该被褒奖的能力，在这种误解下，很容易营造一个负面的舆论环境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影响高校在筹措经费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当然，这其中很多批评的出发点也是一种鞭策、期望，这是我们高校应该理解和敬畏的。

　　近年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校，已经开始迈入世界一流高校的行列，但和世界最著名大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经费的差距。

　　但是我相信，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高校质量与治理水平的提高，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不仅仅是经费的差距，也有质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