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摄影/记者 董洁旭

　　张弥曼：寻找鱼化石之美

　　本文首发于总第848期《中国新闻周刊》

　　从巴黎领奖回来后的第3天，张弥曼准时出现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她谢绝了几乎所有媒体采访和活动的邀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3月22日，张弥曼接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上，她身着一袭中式长裙款款上台，全程脱稿，用流利的英语致辞，其间法语、汉语、俄语和瑞典语转换自如，优雅的气质和幽默的语言令中国的网友们备感“惊艳”。大家热情地称她为“网红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国民女神”。

　　身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古脊椎动物领域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荣誉、声望对这位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走红”还是让她有些不习惯。

　　“真的是大吃一惊。”她讲起话来轻言细语、慢条斯理，“我真的没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但同行们都知道，“张先生在国际上远比在国内有名得多。”她一生致力于古鱼类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她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

　　而对张弥曼本人而言，相比获奖、当“网红”，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进入“80后”的年纪，对她来说，“退休”依然是个不存在的概念：每天早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继而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安静、更不被打扰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概60年前。”在颁奖仪式上，张弥曼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当时，我的事业发展道路并不由我做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先结婚，后恋爱’。”听到这话，在座的老外们都笑了。

　　张弥曼1936年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受到父亲的影响，张弥曼从小对生物、自然科学充满了兴趣，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弥曼受到“地质报国”的感召，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 刚刚学习了一年地质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做什么的。”为了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同批的十几位同学各自被指定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有人学植物，有人学动物……在动物学家伍献文的建议下，张弥曼走上了“学鱼”的道路。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闪着光的日子：为了做学期论文，年轻的张弥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岸边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用小船把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撒下去，凌晨五六点再去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撞在网上，被采集下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除了留一些鱼用来对比，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82岁的张弥曼露出一丝纯真顽皮的微笑。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研究，是来自浙江的鱼化石。如果说之前是要努力学好“组织交予的任务”，直到这时，她才开始真正对这些古生物产生了“恋爱”的感觉：“那些鱼化石拿来一看，就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请教专家，自己一点点琢磨，解谜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这个兴趣是逐渐、逐渐来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荒漠戈壁、崇山峻岭之间，研究者们风餐露宿的身影。这也正是那时候张弥曼工作的常态。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是跟着地质勘察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为了方便，她从来不留长头发，到了某些地方，当地老乡都没认出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白天赶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整日在泥地里挖，蚊子、跳蚤、臭虫、老鼠什么都有，闹得人“白天黑夜都没有安稳的”。但这也成为了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她常常在夜里被虫子闹得睡不着觉，但白天还是精神头十足。“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都能扛下来，也不觉得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