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空窗期之后，“悟空号”“墨子号”“碳卫星”等我国多颗科学实验卫星近年来相继升空，令科研人员为之振奋。

　　然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看来，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的体量还很小。自2000年以来，美国实施了92项空间科学卫星计划，发射了超过100颗科学卫星，欧洲发射了20多颗，中国则不到10颗。

　　“事实上，今年、明年、后年，我国科学卫星的发射数量几乎是0。按照目前布局，到2021年，才会有科学卫星发射。”吴季坦言，这让希望通过科学卫星拿到一手研究数据的中国科学家们觉得无奈。

　　纳入国家重大专项 实现滚动式立项发射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将逐渐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前沿转移。吴季认为，空间科学研究既瞄准宏观的太空和宇宙，又对准微观的粒子和生命起源，无疑是会产生重大科学突破的前沿科学。

　　“太空所具备的高洁净、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和地面完全不一样，在空间环境下进行的探索和实验，将推动医学、材料、能源等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主任高铭委员表示。

　　正是基于空间科学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积极在这一领域谋篇布局。出于对重大突破的期待，科学家们都渴望拿到科学卫星的一手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而不是分析别人“吃剩”的二手数据。

　　然而，令吴季等中国科学家尴尬的是，自2004年“探测二号”卫星发射以后，一直到2015年底“悟空号”发射升空前，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发射一颗科学卫星。

　　这一局面的改变，得益于2011年设立的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目前，该专项是申请科学卫星项目的主要渠道。可5年一期的先导专项，对于想急速追赶的中国空间科学来说似乎还不够“解渴”。

　　“每5年遴选几颗卫星，其余没有评上的在几年内就立不了项，科研人员只能干等着。专项二期立项较晚，卫星研制需要周期，因此新立项的科学卫星要跨到‘十四五’发射。另外，是否还有专项三期，也处在不确定中。”吴季表示。

　　国际上，科学卫星发射数量一般占到民用卫星的10%。2018年，我国预计有30余次发射任务，排除一定数量的国防类卫星，如果按10%的比例推算，今年也应该发射1到2颗科学卫星。但事实上未来的3年时间，我国都没有科学卫星发射计划。

　　对此，吴季等委员一致呼吁，将空间科学卫星纳入国家重大专项，建立到2030年国家层面的科学卫星发展规划，实现滚动式立项、研发、发射，使我国在空间科学探索与发现方面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理想状态是，提早布局，均衡发展，每年都能有所安排”。

　　建设航天强国 须补齐空间科学与应用短板

　　“王礼恒院士正在做一项关于航天强国指标体系的课题，他们有一个结论是，要实现2050年建成航天强国的目标，要补齐两个短板：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吴季说道。

　　空间科学、空间应用和空间技术是空间（航天）领域三个联系紧密又互不相同的主要方面。从载人航天到嫦娥探月，中国空间技术有了飞速发展。然而，空间科学却未能与技术一道齐头并进。有业内人士称之为，“我国既是航天大国，又是空间科学小国”。

　　吴季认为，空间科学发展之所以薄弱，原因之一在于它处在基础科学和航天事业发展的交叉点上，从顶层设计上来看，目前缺乏国家层面的空间科学管理机构。与此同时，重技术轻科学、重发射轻科学任务的观念长期存在，以至于科学目标“就汤下面”、让位于工程技术目标的情况一再发生，影响了科学成果的产出。

　　“通俗一点说，空间技术可以比作是修路搭桥，没有路桥，科学卫星无法抵达目的地。对于科学家来说，希望能在修路搭桥的过程中同时开展科学实验，但火箭的载荷是有限的，一旦二者发生冲突，被舍弃掉的首先是科学任务。”吴季说道。

　　对此，高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她指出，在注重空间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空间科学和应用发展，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不充分考虑空间科学探索和应用，那么发展空间技术的意义是什么？只有充分重视科学和应用技术基础研究，才能支撑人类在太空走得更远。”

　　高铭认为，需要找到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三者能科学合理发展的模式，包括技术如何更好地为科学服务、科学研究如何为技术发展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空间领域科技成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