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扫清了北京城中的尘霾，却并未扫清南京高校代表心中的顾虑。

　　在他们所在的高校里，正面临着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就是一年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力推的“南京九条”。

　　受困于44%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杨卫泽力陈，“南京九条”就是“尚方宝剑”，希望在南京市层面，打破困锁创新的围城，最大程度激发和释放科教资源的能量和价值。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吴晓蓓代表，细数了这九条新政，创业身份、职务发明收益、学校占股比例……按照她的说法，这些给不敢走出围城创业的科技人员打开了“一扇窗”。

　　但作为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她一直担心一个现实问题：“人都出去了，学校该怎么办？”

　　吴晓蓓道出了一些高校的疑虑。高校老师该教书育人，还是该出门创业？拿职务发明出去创业，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南京九条”率先探索必然率先遇到问题，而这“围城”内外的激辩，也揭开了我国科技与经济隔阂的冰山一角。

　　“南京九条”触动高校神经：人都出去了，学校怎么办

　　“高校是干什么的？”“南京九条”实施以来，吴晓蓓未曾停止这样的发问。

　　按照目前公认的说法，高校有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在吴晓蓓看来，前两个职能是最基本的，这也让她生出质疑：“人都出去了，学校怎么办？”

　　在吴晓蓓所在的大学，刘和义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去年1月，“南京九条”出台后，当刘和义读到“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保留身份、正常晋升，职务发明成果收益按60%至90%比例划归科技人员，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单位任务前提下在职创业”等规定时，立刻下定了创业的决心。

　　把“自己的技术成果，变成有益社会产品”，新政出台当月，刘和义就以兼职创业的形式，通过技术入股与学校合作创办了公司。

　　对此做法吴晓蓓并不完全赞成。在她看来，高校从来不保守，也愿意支持科技成果以各种形式运用到社会上，但“高校师资力量并非饱和，往往掌握领先技术的老师，基础研究、教育教学都不差，出去创业高校舍不得”，况且，“人的精力有限，兼顾创业和科研，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吴晓蓓指出的矛盾确实存在。在度过创业的蜜月期后，刘和义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永远无法明确的角色定位：在学校，他要开展教学、科研、申报项目；在公司，他要兼顾技术、资金、市场营销。创业一年，他坦言，最大的感受是累。

　　在吴晓蓓看来，“南京九条”对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改革并非“方向”。“教师办公司获利丰厚，但却失去了科研的环境，相比而言，高校创造的社会财富更重要。我认为，不能因为这短短九条，就将教师诱导到急于‘拿回报、享受成果’的观念上。”

　　“改变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关键之处不在科技人员是否出去，而在资产是不是能出去。”在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代表看来，“南京九条”可以做，但不该成为各地的重点。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代表则表示，要辩证地看待高校人才创业。“在新政鼓励下，老师创业数量有提高。但有好成果的教师，不见得是好的创业者。实现成果转化的形式有多种，不必强求创业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