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接见巴金、周信芳等人（图片来源：文汇报）

　　【前言】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

　　“双百”的提出，为知识界注入了一缕春风。用“兴奋”和“激动”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毫不为过。诸多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年轻的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

　　“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好”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在意识形态甚至自然科学方面，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据陆定一回忆说：“曾经一位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他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和的学说为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

　　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中国两位受党的领导人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有不同看法，分别提出了春秋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和范都是中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又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1956年以前，毛泽东还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一次是1952年或者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另一次是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也回答说：“百家争鸣”。

　　虽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它所涉及的领域仅是历史研究。这大概与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有关，他熟读过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历史很有研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他也深感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