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使中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内，跨入现代科学几乎所有领域的大门，但其“台前幕后”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1956年1月，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年开始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下称“12年科技规划”)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新起点。 

　　“‘12年科学规划’被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规划史上的成功案例。但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发生在‘台前幕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吴明瑜对本刊记者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吴明瑜随被中央任命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一同调往科学院工作。“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除，百废待兴。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正式开始办公。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吴明瑜回忆道。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诞生前夕，筹建国家科学院的工作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旧中国遗存下来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规划是有特殊考虑的”

　　在1956年，为什么要制定一个长达12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吴明瑜说，这是国内外的发展形势使然。

　　“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长期的、全面的科技发展规划，对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上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制定过单项规划，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等，但作全面的规划也是毫无经验。”吴明瑜说，“我们要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有特殊考虑的。”

　　吴明瑜是“12年科学规划”制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当年制定规划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十年，正是世界高新技术发轫时期，其标志性领域主要有四个：

　　一是核技术。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成功，1955年世界首座商用核电站建成，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二是1946年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机器的认识；三是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1959年制成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结合，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四是1957年10月，前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开始了宇航时代，人类第一次有脱离地球的可能。

　　“这四个技术领域在当时的突破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开创期，也是新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吴明瑜说。

　　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继1955年中央明确提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之后，195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被寄予厚望。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目标，当时出于战备考虑，提出要实施‘上天、入地、下海’的科研战略，建立海(潜艇)、陆(导弹)、空(巡航)战备体系。但这些都涉及计算机、电子学、自动控制、光学等一系列新科学，而我国当时在这方面或是空白或是研究能力十分薄弱，急需建设和加强。”吴明瑜回忆道。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是从中科院接收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上海徐家汇和佘山天文气象台、南京国史馆、厦门中国海洋研究所等24个旧有研究机构开始发展的，当时只有几百人。经过调整和整顿，形成了数理和社会科学以北京为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以上海为中心，地学、天文以南京为中心的布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科研布局。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56年初，中科院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已有36个，加上哲学社会科学部8个共44个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近2500人。但各学科发展的水平与状态基本没有改变，过去没有基础或完全空白的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

　　吴明瑜介绍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生问题是首先要考虑的，军事的需求也是头等大事。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科技如何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为国家安全服务成为当时决策层考虑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经过7年时间，到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这时，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在酝酿中，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呼唤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支撑和推动，制定一个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