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紧急措施”

　　“‘12年科学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后，张劲夫带着600多万字的资料去向周总理汇报，因为他是秘书长。汇报的时候周总理提出：‘这么一大摞资料，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张劲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小组成员有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黄昆、王大珩、罗沛霖、马大猷等科学家，他们都是中国科学界精英中的精英。科学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意见。经过分析、综合、归纳，科学家们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6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前两项属于军工尖端技术，国家已有特别安排。后边的四个领域，国际上发展很快，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它们又是直接服务于‘两弹’的前沿尖端技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

　　吴明瑜缓缓讲述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自己仿佛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重点有了，叫什么名字呢？张劲夫说，就叫‘紧急措施’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四项紧急措施’由此得名。”

　　《四项紧急措施方案》上报中央后，中央认为它是符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战略方针的重大举措，立即批准，并将实施“四大紧急措施”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着手筹建有关研究机构。但当时没有办公地点。周总理亲自从西苑大旅社的楼群中批拨出三栋楼给中科院，以组织实施“四项紧急措施”。1956年下半年，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相继在中关村成立。同时，在应用物理研究所建立了“半导体物理研究室”。

　　“当时采取的是‘先集中攻关，后分散发展’的方针。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一起搞。比如电子计算机，当时中科院有几位科学家但没有工程师。总参三部有一个懂计算机技术的工程师，就把他抽调到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当时还从各个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总之就是集中一切力量齐心合力攻关。”

　　正是因为“四项紧急措施”，才有了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又称“八一型计算机”)，即“103机”(1958年)及“104机”、半导体晶体管计算机(“109机”)。尤其是研制成功的“109丙机”，每秒运算数十万次，这台计算机为“两弹一星”的设计、计算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防科工委称为“功勋机”。到1960年初，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之前，“四项紧急措施”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

　　历史已经表明，“四项紧急措施”的及时实施，为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在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以及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到1958年，中国科技领域已经有一批重大科研成果问世，如在1958年建成的第一座研究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1959年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同年成功地拆合了天然胰岛素的A链和B链；1960年，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探空火箭、第一枚气象火箭(T-7型)发射成功；同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61年，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原子弹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准备了条件……

　　全国科研机构从1956年的381个增至1962年的1296个，人员由1.8万余人增至6.8万余人，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科研队伍。

　　这期间，中央在1958年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

　　1962年，国家科委对“12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结果有50项任务基本达到原定的目标。其他任务有的并不是12年内所能完成的，但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12年科技规划”的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了。

　　“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课题完成了多少，而是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旧中国的抱残守缺、支离破碎的状况通过七八年的努力踏上了一个新台阶，现代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都跨进了大门，相当于踏进科学殿堂的门槛。现在中科院的一大批研究所都是在‘12年规划’后建立或取得新的发展的。”

　　吴明瑜说，“高等学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系科设置的巨大改变。‘12年规划’几乎就是目录学，高校的学科更新、设立就参照了这个规划，如清华大学的机电系就分为电子系、机械系，北大设立了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13个系基本都是新科学；二是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被重新重视起来。可以说，‘12年规划’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转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了。”

　　“第三个是工业部门的变化。”吴明瑜分析说，新中国的工业是在156个苏联援助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身不具备科研能力。“12年科技规划”实施后，工业部门模仿中国科学院，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如钢铁研究院、纺织科学院、水利科学院、林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等。“它的好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中了一批科技力量，缺点是削弱了基层的研究力量，因为它把一批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人才集中到了院所，脱离了生产第一线。这也成为以后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大问题，体制的弊端由此开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