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书，有时会耗尽一个人毕生的心血；而《中国植物志》从酝酿到付梓，却经历了四代科学家80多年风雨的接力前行……

　　陈心启研究员，《中国植物志》的副主编，已经年过八旬。然而他自称，在这前赴后继、薪火传承的事业中，自己的辈分也只能算是“徒孙”级别。

　　41年准备，45年编研，146个单位参加，312位作者，164位绘图人员……当无限绵长的时光流逝和人生恨短的个体命运更替交错，经纬交汇成这部旷世巨著时，它所承载的厚重，就很难用言语表达了。“每个人仅仅只是一个符号。”陈心启说。

　　今天，他作为四代人的代表，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证书。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老一辈植物学家就开始研究中国植物。1934年，胡先骕等先生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

　　植物志既是记载植物“身份”的“户口簿”，又是全面记录植物特征的“信息库”。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标本、文献资料、经费、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于1959年正式启动。可是，1959年至1976年18年中仅出版4卷册，占总卷册数的3.2%。改革开放之后，编研工作步伐加快，于2004年全部出版。

　　《中国植物志》详细记载了中国全部已知植物“户口信息”，这包括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系统位置、地理分布、海拔高度、生态环境、物候期以及经济用途等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信息。

　　植物志的编纂艰巨繁杂，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仍未完成。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主编吴征镒曾经说过。

　　做此工作，首先，研究者要皓首穷经，追根溯源，查原始文献。陈心启说，研究者要了解浩如烟海的前人论著，“上至神农尝百草，以及18、19世纪西欧的文献”，还要研究保藏于世界各国标本馆中的中国植物标本，特别是前人命名中国新植物的凭证，即模式标本。

　　研究植物，不仅要读破万卷书，更要行走万里路。“案头”与“脚下”功夫具备，是植物志编撰者的基本功。他们要用脚板去发现，去对国内各地区特别是空白地区进行反复考察与采集，积累必要科学资料、信息和标本以供研究；还要充分了解邻近国家或地区的植物，进行对比研究。弄清一个科的植物，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岁月。

　　此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型植物志《苏联植物志》仅仅25卷，还花了20余年时间。而《中国植物志》总计80卷126册，记载中国维管束植物301个科、3408个属、31142种，并提出了一些类群的新分类系统，被称为中国植物资源的“国情报告”。它也是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篇幅最大、图版最多的一部巨著。

　　为什么要做如此复杂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陈心启说，以水稻为例，袁隆平搞超级水稻，需要挑选野生水稻以供杂交，培育新品种，那就需要摸清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分布情况等各种详细信息。《中国植物志》就是能够提供中国各种植物资源的百科全书。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份很死板、很艰苦、但却很有意义的工作。”陈心启坦陈，这种经典分类学的学科，不像新兴学科那样容易得到大量经费。不过，《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培养和稳定了一大批植物分类学人才队伍，避免了人才断代的危险。

　　目前，《中国植物志》的476位编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数已经退休。5位主编中，健在的现任主编吴征镒院士，已是95岁高龄。4位主编已经辞世，他们是：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德浚。

　　“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付出了青春和毕生精力。我经常怀念过去的时光，怀念这些人。”陈心启谈到此唏嘘不已。作为《中国植物志》先驱的胡先骕先生最早从国外购置了18、19世纪出版的全套经典图书；秦仁昌先生最早在欧洲拍摄了近2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他们因各种原因，没能担任正副主编，甚至未能进入编委行列。许多退休人员，也就是守着退休金过着清贫的日子。

　　春华秋实，几代心血；草木有情，日月为证。所幸历史和时代记住了这项浩大工程的参与者。今天，当生者在接受国家奖励的鲜花与掌声时，当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与纪念，也是对所有参与者的崇敬与褒奖。

　　专题报道：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