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一名中国留学生的“倒戈”邮件曝光，围绕“基因剪刀”CRISPR技术的专利战再掀波澜。这场专利之争不仅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还会影响将来谁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也为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科学家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生动一课。

　　专利争夺战

　　自2012年诞生以来，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以横扫之势风靡整个生物学界。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21世纪以来生物技术方面最大的一个突破。但随之而来的是举世瞩目的专利争夺战，一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另一方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创建的布罗德研究所的研究者。

　　事件的大概情况是，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弗·道德纳等人2012年6月首先在线发表了有关CRISPR技术的论文，并在此之前1个月率先提交专利申请；而布罗德研究所的张锋等人后来居上，虽然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晚了一步，但他们首次证明CRISPR技术能应用于人类细胞的基因组，反而获得了CRISPR技术的第一个专利。这意味着美国专利商标局承认张锋是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的发明人。

　　目前双方在专利官司中各执一词，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美国专利商标局已于今年1月宣布，将重新评估CRISPR专利归属。张锋一方对媒体透露，他们仅今年就已经花费了1090万美元的律师费来捍卫他们的CRISPR专利。

　　没想到，原张锋实验室成员林帅亮2015年2月写给道德纳的一封求职邮件于今年8月曝光。这封带着“投名状”性质的邮件声称，张锋及其学生丛乐是在看到道德纳的论文后，才将研究方向迅速转向CRISPR的，所以把专利给张锋是错误的。布罗德研究所立即予以回击。丛乐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声明中说，“很震惊”，林帅亮的描述“与事实完全不符”。

　　“基因剪刀”热

　　CRISPR专利之争白热化，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基因剪刀”之热。基因编辑技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但相比此前的技术，CRISPR技术具有成本低、易上手、效率高等优势，使得对基因的修剪改造“平民化”，无论实验室大小都能使用，所以只有4岁的CRISPR技术已三度入围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突破，更在2015年被《科学》评为年度头号突破。

　　与CRISPR技术有关的论文数量爆发式增长，很好地说明了它在科学界的热度。2013年，相关论文只有280篇左右，但2014年和2015年，这方面的文章分别增长至670篇和1200多篇，而今年上半年已经发表了约1000篇。科学界普遍认为，如果ＣＲＩＳＰＲ技术没有被新的技术突然取代，那它的发明者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鉴于该技术的发明人存在争议，也许得奖会晚那么几年。

　　CRISPR技术的“钱”景更是被资本市场看好。张锋成立了埃迪塔斯医药公司，道德纳参与创建了卡布里生物科学公司和英特利亚医疗公司。这3家公司已先后获得约3亿美元的融资。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研究中心的埃马纽埃尔·沙彭蒂耶是道德纳研发CRISPR技术的合作者，沙彭蒂耶帮助创建的ＣＲＩＳＰＲ医疗公司将在未来5年获得制药巨头拜耳至少3亿美元的投资。

　　尽管与CRISPR技术相关的基因疗法、细胞疗法、免疫疗法、药物开发等人类健康方面的应用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正如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保罗·范埃尔普等人2015年的一篇述评文章所言，这个市场正在经历“狂热增长”。有人估计，CRISPR技术带来的商机可能高达460亿美元。

　　知识产权课

　　这场专利大战也给中国科学家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生动一课。关注这件事的人可以发现，道德纳和张锋都是在论文发表前就申请专利，这表明美国科研人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强烈意识。而在中国，虽然高质量科研产出正迅速增多，但中国学者对专利保护工作的重视却远远不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与科研人员自身利益直接挂钩的，这也是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纳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发表论文并不等于就拥有了该项技术的所有权；而张锋申请专利时通过支付额外费用而获得快速通道审核，这说明专利申请同样得抓紧。屠呦呦因为抗疟药青蒿素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历史原因，她只是发表了论文，有关专利保护工作并不完善，因此中国其实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这样的教训不应再发生。

　　一个好的经验是，各个科研机构也许应像美国那样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由专职人员帮助科研人员申请专利，推进科研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