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出席了庆典，足以证明“农村”这个词在当今中国的分量。农村基教、医疗、劳动力转移、粮食问题等等，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很多，远程教育不过是目前涉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但远程教育业内所有人都对自己的作用抱有充分的信心，希望在自己的职责范围里有利好局面出现，希望能在这个大格局中尽到应有的责任。

　　9月17日，记者参加了作为中农大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的“现代远程教育与农村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上的一些发言，关注农村医学远程教育和农村远程教育的资金及运作问题，比较实在也能给人以启发。

　　农村医学远教大有可为

　　前不久，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相关机构的调查，国家已证实过去几年的医疗体制改革没有成功。中国人口70%多在农村，20%多在城市，而医疗投入的比例则正好反过来，显然今后扶持的重心应当从大城市向基层农村转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问题，要求明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会议指出，今年要完成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每个乡镇要保留一所公立卫生院，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加快农村卫生体制改革，打破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引进竞争机制，综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推进农村药品供应和监督网络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农村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为农民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培养农村需要的医护人员。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是由国家卫生部牵头、国家多部委联合推进的。自2003年7月以来，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各地区逐渐推行，计划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今年初，该试点工作已在全国342个县(市)展开，参加人数达8084万。

　　这一宏伟计划中提到的“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每个乡镇要保留一所公立卫生院，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以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培养农村需要的医护人员”，对于远程教育界的确是一个实在而难得的机会。国务院的要求是，2005年乡村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需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其以上的职业资格。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全国130万名乡村医生中，70%-80%只有中专或中专以下学历；而据调查，在广大的东北农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生产队解体以来，东北农村原有的医疗体制也随之日渐衰落、瓦解，东北地区原有的农村三级医疗网络几乎已名存实亡，相当多的乡镇卫生院“黄摊儿”了，整个农村医疗网络出现了“中空”状态。这些巨大的缺口和空洞，要在较短的时间，以较经济的方式填补上，远程教育在其中可以发挥不错的作用。

　　此外，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市场看，护理人员短缺都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要求，医生和护士的比例应是1：　2，重要的科室要达到1：　4，而目前我国医院的科室这一比例最高的也只能达到1：　1。我们不可能兴办数量巨大的护士学校，采取远程培训将是一种有效的补充方式。在“现代远程教育与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北医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陈立奇也提到，农村医学远程教育将大有可为。事实上各家医学院校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远程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培养有处方权的医生和培养护理人员也不可同日而语。去年底在海口召开的全国远程医学教育管理与发展研讨会上，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孟群副司长和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北大医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刘玉村教授就同时指出：　医学教育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尽管远程教育具有不受地域、时间、空间限制，可以整合更多资源等诸多优势，但进行远程医学教育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如城镇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培养全科医生。但卫生部的调查发现，制约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合格的以全科医师为骨干的社区医疗服务队伍。数十万计的从业医师需要接受全科医师的转岗和在岗培训，这显然不是现有的医学远程教育就能够承担的任务。

　　农村远教不能不谈钱　

　　君子讲究斯文，一谈钱似乎就等而下之了。但是做农村远程教育，不能不谈钱。一方面网院肯定要有收入，没什么可害臊的。二来在农村做事情，至少在近期内，资金问题会一直是块不小的痛。

　　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最主要的问题，也是资金问题。即使只是10块钱的统筹资金，农民交起来也不积极。调查发现，有30%～40%的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其中缘由，并非农民交不起这10元钱，而是担心自己今天交了10元钱，明天合作医疗垮了怎么办？此外，农民现金收入并不多，对于他们来说，用这10块钱买几斤肉、买几斤糖难道不好么？起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而农村合作医疗主要针对大病，人们得大病的概率很小，有的农民就觉得自己十年也不一定得一次大病，可现在家里几口人就要交几十块钱，觉得很亏。农民这样的心理对几乎所有关于他们的事业都有绝对的影响，而农村远程教育甚至在短期内不能指望农民交什么钱。因此农村远教能否正常运转、持续发挥作用，投入巨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要不被浪费不被闲置，持续性的经费保障至为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余胜泉博士指出，农村远程教育要保证有可靠的经费来源，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一，国家在项目设计和规划阶段，应考虑今后维护、运营、管理、维修等持续投入的经费，并设计好建成后良性运转的机制。在项目实施期内，要有常规性经费支持，项目实施结束后，要作为国家对农村教育常规性投入的一部分。

　　二，必须明确农村远程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机制。农村远程教育所需经费应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一样，纳入县以上各级政府财政专项预算，并根据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增加。

　　三，完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大中央、省、市、县各级对农村远程教育的投入。

　　四，现有经费不应都用于硬件建设，要有一定比例的资源建设、教师培训、应用效果奖励的经费，要以应用效益为核心推动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建设。

　　五，项目建设的资金，要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流向农村地区，要向农村地区输血，而不是在城市系统内循环。比如项目实施的工程人员、内容资源开发等，就应该主要依托农村人员。只有解决了农村一切问题根源的贫穷，农村教育才有真正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六，针对城市教育中的“灰色地带”，建立持续性的向农村输送利益的法律、制度保证。所谓“灰色地带”，即“择校费”、“电教费”等这些“灰色”收入。余胜泉说，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完全消除“择校费”是不现实的，明令的禁止条文只能使得利益更隐蔽地向灰色地带渗透。政府还不如使其公开化、明示化，城里好的学校容许择校收费，但政府财政不再投入，并将择校的大部分资金通过明确的制度输送到农村和薄弱环节。

　　目前大部分省份都收取了所谓“电教代办费”，余胜泉指出：　虽然有些地方规定“电教费”是“一费制”中的组成部分，但在部分省份的电教征订目录政策以及浓重官办色彩的公司(或有官方人员参与背景的私营公司)的运作下，大部分电教费流向了特定的利益群体。有的地区要求，学校要使用上缴的“电教费”购买电教设备，只能通过电教馆或装备处指定的代办机构购买；但厂家向代办机构供货有的低到两折，而到了学校则是全价。这是明显的向利益群体的利益输送。政府应该抓住这些环节，使之公开透明，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通过制度，将这些利益划分出相当一部分还给农村，形成向农村定期的利益传输机制。

　　总之，政府要“掐”住城市教育中的各种“灰色地带”，同时可以把“灰色地带”透明化，通过透明化将资金通过法律和制度向农村转移，这可以在完全不伤害城市教育的基础上，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这也算是以“歪”治“邪”吧。

　　农村远教需要全国统筹

　　清华继续教育学院王少军老师指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他说，要改变“三农”问题，农民是在有限时空里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各方资源、改变各个环节面貌的因素。远程教育要为“三农”问题作出最大贡献，最终着眼点应该在农民身上。

　　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不少学校都在做，但基本是各自为政，资源分布散而乱，并且各家做的事不少都重复。这种自发式散漫式的工作，如同蜻蜓点水，影响倏忽而逝，不易长期维持、稳定扩展，以至一段时期后回头看，几乎等于没做。王少军说，各学校不能再独立作战。对农民的支持，应当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意义上，进行全国教育力量和教育资源、系统平台的大整合，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实。

　　本刊在8月份《守望农村》这一封面专题报道中也曾提出：　目前有资格开展远程教育的农业类高等院校，只有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这三所，难以支起覆盖东部、中部、西部如此巨大面积的农村远教网络。农村远教在总体大格局的规划上，应当获得政府的支持；而在国家出台的各类涉农政策中，未来是否有可能为这类大范围的农村远教格局画出几张草图？王少军老师的观点非常有意义，但即使是“国家战略规划”，也要有领军人物有牵头单位。整合或联合地去做远程教育，在幅员广阔、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农村应当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是个相当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