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难题常常让人欲罢不能却又欲说还休。当你要认真思索原因时，往往如同进入了“无敌之阵”，不知道谁是“敌人”。高考吗？高考喊冤，目前中国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更有信度和效度的选拔方法；政府吗？政府说我积极倡导素质教育20年；学校吗？学校说离开了升学率，我就先死在高考上了，活不下去还谈什么推广；家长吗？家长说只要你能保证我孩子进名牌大学怎么搞都支持，否则甭提；教师吗？教师说生活在应试“炼狱”中，我比谁都知道素质教育的好，但你们可知道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差时的“不好”！

　　实施素质教育就由这种“人人有责”，变成了“人人无责”，进而变成“人人有理”和“人人喊冤”，并容易演化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推导。体制、高考、社会、学校、家长、老师，似乎谁都在呼唤素质教育，但都不从自己改起，更不从自己做起，政府可曾想过要为教育均衡发展做实事，为社会人才合理的上下流通铺设路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在实实在在地为教育“松绑”，在改变教育教学评估标准上下功夫，并准备勇敢地与学校站在一起，抵御误解和压力，承担“失误”的罪责？学校可曾真正立足高远，不顾社会大气候，努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营造一种适宜于素质教育“萌芽”和“生长”的生态，可曾着力在理念更新、课程设置、举措落实方面真抓实干，对中、高考成绩的滑落有一种承担和承受的勇气？

　　人人都在抱怨、观望、等待，都不从改变自己做起，在沉默中不爆发的结果，便是在沉默中死亡。当我们看着如花儿童在升学压力下死气沉沉，当我们感到民族的创造力被日益斫伤，人的蓬勃生机一天天被湮没时，就不会奇怪作为奥赛金牌大户的中国为什么每年受诺贝尔奖羞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谁是“匹夫”？当我们都把“天下兴亡”的责任交托给“匹夫”时，就导致了责任的泛化和虚化。只有我们都勇敢地喊出“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时，才能切实担当起自己的职责。面对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这种全局性的主体迷失时，是不是我们已失去了喊出“素质教育，我的责任”的道德勇气和良心担当。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仅是子女上大学、有前途的问题，至于民族素质，孩子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在他们目前的视线范围之内，社会缺少引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只要社会不建立有利于高素质者生存的显性标杆，家长们只能继续“文凭崇拜”，赶着孩子因而也就带动教育直奔应试目标而去。高考成绩下滑县政府要公开道歉，中考成绩下降学校校长要被免职，考试成绩不好教师要赔罪并发誓“我再也不搞素质教育了”。尽管素质教育是一种深刻而全面的教育，它并不惧怕升学考试，但人的素质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所以很多学校面对“两难”时只好“骑墙”，一边搞素质，一边抓应试。戴着镣铐跳舞，说起来高明，可实际操作起来又回到了“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的老路，应试成绩的评估是刚性的，成绩不好的惩罚是及时而严厉的，而素质教育的标准是柔性的。素质教育推行之难，关键在于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博弈，我们因为“人性之私”而选择错误，只管个人有饭碗，只图学校目前的发展，只管我的孩子考上大学……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人性之私”推动了社会的真正进步，而以素质教育的实施来印证，恰恰是“人性之私”使得我们如同一盘散沙，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学校利益、地区利益都已聚积并凌驾到民族大利益、长远利益之上了。

　　在感叹素质教育之路其修远兮时，它其实早就铺在我们的脚下，只不过我们还缺少行走的勇气，缺少保证实施者不成为“牺牲者”的体制，缺少敢于直面，勇于担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