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要避免“技术的贪欲”，既要求拥有技术者不丢失克制的美德，更应构建与大数据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权利观念

　　“3·15”消费者权益日刚刚过去，人们还在谈论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消费者的数据权利。比如，一则“大数据杀熟”的新闻就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自述：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特定酒店，朋友的账号显示只需300元，自己的账号则要380元。相同的房间，不同的价格，这算得上算法的“功劳”。通过深挖消费者过往消费甚至浏览记录，让算法洞悉消费者偏好，不少互联网平台清晰地知道消费者的“底牌”，于是就有了上述的看人下菜碟。

　　明明是明码标价却能暗度陈仓，消费者只能大叹防不胜防。随着新闻的发酵，身边也有朋友做了类似小实验，发现上述情况绝非个案：同在办公室的甲与乙同时打开某打车APP，呼叫起终点相同的快车（平价车）。但发现，平时常呼专车（高端车）的甲，显示价格就比平时只用快车的乙略高。因为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手法显得很隐蔽很“高明”，能通过赚取更多消费者剩余来获得超额收益，但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欢天喜地拥抱新经济，认准了平台反而深受其害，这真的成了“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有人说，这是针对不同消费能力群体的差别定价。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差别定价并非一定是坏事。飞机头等舱价格总是数倍于经济舱，演唱会内场座位必然高价，企业版软件总比家庭版贵很多，它们并不是比普通座、大众版“好”那么多！这样的定价策略之所以被接受被实践，不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更基于这样的大前提：它有助于扩大消费群体，保证产品供给，从而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然而，同一时刻对同一产品的差别定价，尤其是将消费者蒙在鼓里随意加价的情形，并不在其列。为了获得灰色超额利润，它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已经构成违背消费者知情权的价格欺诈，不为价格法所允许。

　　从年初支付宝个性化年度账单引发的大数据信任危机，再到“大数据杀熟”的案例，大数据时代普通消费者的弱势处境暴露无遗。尽管互联网从诞生之际，就被冠以“透明”美誉，但今天看来，这份透明是非对称的。一方面，平台化意味着新的中心化，平台手握海量数据，对个人生活轨迹以及消费偏好精准画像，让个人无处藏匿；另一方面，就像“大数据杀熟”案例所展现的，平台可以有所隐瞒，只以“有限真实”示人。这样的权力结构，像不像站在一只望远镜两头对视的人：一方看到了对方无限放大清晰的像，另一方则只能看到一个极度缩小的黑点？

　　当然，这绝不是说大数据带着原罪，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要避免“技术的贪欲”，既要求拥有技术者不丢失克制的美德，更应构建与大数据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权利观念。毕竟，面向万物互联的未来，大数据的深度利用与广泛共享是无法扭转的趋势，无论是通过大数据营销快速撮合交易，还是依靠大数据分析完善社会治理，数据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换个角度说，当大数据无孔不入，也要谨防数据规则远远落后于数字生活，尤其要避免一些“数据王国”滥用数据权力。只有保证普通用户数据权利与平台数据权力间的大致平衡，才能为大数据的长足发展，赢得更多彼此信任的空间。

　　从深层次上说，大数据使用引发的几次公众信任危机，与人们对于技术运用的期待，是一体两面的。当网约车踢出了黑车，当12306挤出了“黄牛”，全社会已经倾向于相信：新技术的使用，不仅能让社会更有效率，更可以激发诚信透明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明。这一份期待，也当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商业自觉与技术伦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