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3日，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银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这则通告，正式打响了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全民狙击”战。

　　8月，仅媒体曝光的电信诈骗案件就有至少4起。山东女孩徐玉玉被骗走9900元学费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山东大学生宋振宁被骗猝死；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准大学生蔡淑妍自杀；清华大学一名教授被骗1760万元。

　　山东徐玉玉、宋振宁，广东蔡淑妍，清华大学教授......多起事件均来自校园，为何校园电信诈骗如此高发？校园电信诈骗案为何屡屡得手？事实上，这些案件的发生，有着共同的几个关键词：网络隐私泄露、电信通道、银行支付。

　　一时间，通信、银行的监管政策被推到风口浪尖，如何从源头上掐断犯罪的传播渠道、支付手段两条补给线，是舆论关注的核心。《通告》中宣告了“国家行动”的六记“重拳”：自首从宽、坚决拔钉、加速实名、清理银行账户、严保个人信息安全、监管问责，从而将通信、银行业纳入狙击战战团，在源头上进行防范与监管。

　　然而，这只是开启“全民行动”的第一步，虚拟空间安全问题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诸多业内专家均提到，短信诈骗越来越精准，防不胜防，必须加强个人信息立法。

　　学生信息最易泛滥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3.4%的网民通话记录、网上购物记录等信息遭泄露；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曾被泄露，包括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多则上亿条用户信息被泄露，少则也有几万条。

　　徐玉玉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陈文辉，选择以学生为目标，从2016年6月起在网上以每条0.5元的价格购买了数万条山东籍高考考生的个人信息，信息内容包括学生姓名、学校、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而这些学生的信息在网上泛滥，成本最低，获取根本没难度。

　　他的信息来源上线——18岁的杜天禹，据相关媒体报道，杜天禹于4月利用安全漏洞侵入了“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网站，下载了60多万条山东省高考考生信息，高考结束后开始在网上非法出售。

　　而这种个人信息贩卖的生意，在网上早已司空见惯，杜天禹仅是其中之一。

　　有关调查发现，在网上，100元可以买到2000个电话信息、300元能买10000个电话信息，10万个电话信息卖到1200元，20万个电话信息卖到1800元。还有人声称出售个人全套信息，从身份证复印件、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到网络账户名都在其中，全套信息的价格是每套3元。

　　在这样的网络中，徐玉玉不幸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2016年8月19日，徐玉玉接到自称教育局的电话称她可以领到2600元助学金，于是一步一步走进诈骗者的圈套，最终被骗走父母为她辛苦积攒的学费9900元，21日，徐玉玉报案后回家路上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无力回天。

　　1760万元被骗事件的背后

　　徐玉玉、宋振宁、蔡淑妍的事件令人心痛，而仔细回顾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760万元的事件细节，则是发人深思的教训。

　　这位53岁的清华大学教授卖了房，刚刚回到家就接到了诈骗电话，称她漏缴各种税款等。更重要的是，骗子显然掌握了卖房信息，“网签合同的编号是多少，各种交易中很细节的一些信息，骗子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第六届上海市信息安全活动周开幕演讲中，复旦大学教授杨珉透露了该事件的更多细节。

　　据内部信息了解，该受害人与诈骗电话通话的时间并不短。教授是2016年7月23日下午4点多接到诈骗电话，而当天下午即有系统检测出该诈骗电话，警方联系提醒该教授，第二天，警方的虚假网址系统又被检出，于是，警方再次打电话让其丈夫劝阻，前后至少3个电话都未能阻止教授的一意孤行，警方的示警电话一再被拒：“这事你们不用管了。”最后，8月30日，该教授才报案称被骗了1760万元。

　　而我们上网稍作了解，也能发现，2014年武汉也曾发生同样的诈骗事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套路，遭遇诈骗的武汉一国企财务部部长黄某，在5小时内分十多次将1700万元公款转到骗子的账户。

　　根据权威数据，电信诈骗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其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诈骗“年产值”达1152亿元。

　　尽管事后人们都认为诈骗手法并不高明，然而，利用社会工程学原理的网络诈骗骗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人，有时连电信专家也能中招。复旦大学杨珉教授也举了信息安全业内专家受骗的例子，曾有一名业内专家的手机被带有木马病毒的短信击中，向多名好友发送一条信息，短信内容为“我是某某某，这是我帮你拍的一个小视频”，并附上一个链接。一夜之间，这名专家的多名好友（不乏安全业内专业人士）点击链接，造成财物损失。

　　除了社会工程学的电信诈骗手段以外，一些高新技术手段也被不断采用。目前有7种技术手段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一是伪基站，二是木马病毒，三是改号软件，四是钓鱼网站，五是“猫池”，六是诈骗Wi-Fi，七是“黑盒”。

　　针对此，腾讯安全的相关负责人李旭阳认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从警方，运营商，银行侧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识别出诈骗行为，从而物理上阻断诈骗。一些企业研发出的技术方案，在试点的地区，部署在运营商网络的系统对电信诈骗进行物理隔绝，从警情数据来看，涉案金额可以下降70%～80%。

　　然而，面对“信息安全背后是一个地下社会，一个江湖的形成”这样的形势，防范网络安全显然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

图片由“易安在线”提供，绘画支持：潘浩子

　　个人隐私数据泄漏难堵源头

　　复旦大学信息网络安全研究室的一组研究数据表明，在针对谷歌应用商城的17425个应用分析中发现，有35个类别都会收集用户隐私。针对用户账号这类的隐私数据收集，比例较高的主要是社交应用，跟天气相关的App等；针对地理位置的隐私信息，在天气、出行、搜秀这些App当中比例比较高；而支付类的应用无疑则是隐私收集的高地，无一例外地收集用户各类个人隐私数据。“人们时常习惯于享受应用软件带来的便利，往往不在乎它的风险。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软件装上之后意味着什么？”杨珉教授还提到，国内有关部门曾针对300多款常用软件进行了检测，60%涉及个人隐私数据泄漏的问题，而且这些软件都是一些常用软件，没有哪个杀毒软件会将它列入黑名单。

　　而通过8月集中爆发的电信诈骗事件来看，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校园师生正在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内蒙古某高校曾有一位学生提到自己因为好奇，用简单的密码“123456”就进入了该校教学管理系统的后台，学校教师的各类信息、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览无余。高校信息管理系统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

　　有调查表明，目前高校各类应用系统存在诸多安全漏洞，尤其学校在安全防护措施上重视不够，使得大量的师生数据处在漏洞威胁之中。

　　然而，在高校校园网络交流群中，关于防护技术的讨论似乎也走到一个“死胡同”。大连理工大学于广辉主任认为：“基于特征值方法的各种学习、改善，只能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行为分析、背景流量分析、应用白名单等方法防护，但目前还没看到合适的产品。”

　　在高校网络管理员群中普遍认为，高校缺的不是技术，缺的是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位的管理机制。清华大学CCERT郑先伟提出管理应是更重要的环节，建议对数据库的使用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他认为：“数据库用户权限需严格限制，查询的就只给查询权限，越权或是频率太高都不行。基础权限控制需要由数据库厂商进行，应用毕竟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来做的。需要数据库厂商和应用开发多协调。”他建议，今后高校校园信息化的工作第一步是资产评估，“重要的资产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来做”。

　　“谁收益，谁担责。”杨珉教授表示，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除了个人用户须加强信息安全意识，扎紧篱笆防狼之外，尤其要明确责任主体。

　　个人网络信息立法呼之欲出

　　9月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建成认为，清华大学教师被骗、宋振宁案等见诸媒体的各类诈骗，暗藏庞大的个人隐私泄露。但“数据开放”和“信息安全”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他建议，法律为根本，管理和技术为支撑，“网络空间安全法亟待出台，网络空间安全管理规章条例也亟待出台，法律和技术在大数据、信息安全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据了解，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进入二次征求意见稿，和初稿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预计国家将在年底推出《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发布以后，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更多细则。同时，互联网生态复杂，网络安全仅仅是其中一个角度，要把互联网工作做好，还需要更好的法律环境。

　　“谁收益，谁担责。”杨珉教授表示，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除了个人用户须加强信息安全意识，扎紧篱笆防狼之外，尤其要明确责任主体。监管部门要在法规的层面上强化责任主体意识。数据由谁拿去，谁就要对确保数据安全负法律主体责任。此外，提升信息安全治理还要强化立体的全方位测控，惩治犯罪，必须破除地域和部门的界限，建立由公安部门牵头，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共同参与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形成协作共享和快速反应联动机制。

　　高校各类应用系统存在诸多安全漏洞，尤其学校在安全防护措施上重视不够，使得大量的师生数据处在漏洞威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