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10月6日是彭桓武先生九十寿辰。为祝贺彭老从事物理研究七十周年兼祝彭老九十寿辰，《物理》（2005年5月刊）曾刊登一组彭老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研究做出不朽贡献的回忆文章。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51周年，本报特刊发云南大学彭守礼教授关于彭老热心教育、培养人才的一篇特稿，再现彭老爱国奉献、多做贡献的光辉业绩。

    1993年春云南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彭桓武先生曾填《如梦令》词祝贺，词曰：

    三七，四八年度，执教两番来去。
    战乱认家乡，胜利屡曾回顾。
    多祜，多祜，母校育才功著。

    彭先生在这首词中简洁地勾勒了从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之后他两次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难忘岁月，高度概括了他与云南大学的深情厚谊。

    1937年，日寇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华北危急，国难在即，清华更无平静。6月，年青的彭桓武离开北平，只身沿津浦线南下，登泰山以避战乱。7月在山东泰安境内闻知发生“七七事变”，心悸茫然。一位东北人南行，身向何处？先生想起曾经在清华当过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先生新任云南大学校长，遂鸿雁投书，寻觅前程，向熊先生寻问可否投身云大教书？熊先生当即复函，邀请彭先生前来东陆执教。彭先生在上海姐姐家接到熊先生来信，喜悦有加，于8月海陆兼程经越南赴昆明到任。熊、彭两位先师的亲密交臂，孕育了云南大学与彭桓武先生往后这段挥之不去、邂逅难忘的历史。彭先生之深念云大的情怀不止有他和熊校长在清华的师学渊源。更为感人的是，二位先辈导师之间崇高的友谊白璧无瑕、光彩照人。记得友人刘寄星告我，熊先生塑像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落成后，年届80高龄的彭先生曾约他陪同前去瞻拜，向塑像三鞠躬，以表达对恩师的崇敬。后来，同样令人难忘的情景也重现在彭先生拜望云南大学熊庆来故居的纪念铜像前。两位开创中国数学和理论物理之业先辈导师的难忘友谊，正是我辈后学者们的楷模榜样。

    彭桓武先生1937年9月在云南大学理化系执教，教学勤奋，深受同学、老师们的爱戴。在教授普通物理中，他与由北师大毕业早来云大的顾建中教授友情甚笃，经常切磋普物教学中的问题。他们一起筹备力、热、光学等的物理实验室，有时常常奋力直到深夜。此时，两友结伴去昆明（文明新街）正义路，用少许甜点恢复疲劳，再回实验室将实验筹备完成，时已东方晓白，为第二天学生的课程作好了准备。先辈们的忘我精神，在现今的校园仍是照人的榜样。

    1938年，清华吴有训先生前来昆明筹办西南联大迁云南事宜，告诉彭先生有一个“中英庚款”留学机会。彭先生报考时值秋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唯一理论物理留学生。“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英伦”。他在爱丁堡投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两年后不负众望，以固体理论专业论文获取哲学博士。1941年在玻恩的力荐下，前往由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领导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用量子阻尼理论与海特勒、海密尔顿合作，创立名扬国际的HHP介子理论。在这段时间内，他穿梭于爱丁堡和都柏林两地，交织于国际蜚声的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物理学界大师之中，学术讨论、研究、学习、相互启迪。理论修养和研究贡献渐达9年间的高峰。

    1946年夏，彭先生赴剑桥大学出席二战后首次国际基本粒子会议。会后虽收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聘书，但先生珍惜人生危难时熊先生与他结成的宝贵情谊，“记得微时人，相惜恋故枝”，又致书熊师，欲来云南大学实践自己“回归祖国不需要理由”的名言。熊校长当即回信，并寄来路费嘱他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学教授会议。1947年底，先生离英伦、踏归途，经香港转上海，回到阔别9年的祖国。谦辞南京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邀请后，先生于1948年2月径直由沪赴昆二次来云南大学任教。熊庆来校长举行了隆重热情的欢迎会。除物理系全体师生外，熊校长亲率数学系的教授们出席，在当时由云大委管（数学讲师白世俊负责）的凤凰山天文台隆重欢聚整天。彭先生此次执教担任物理系教授，开设“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另外主持了一个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彭先生主讲量子力学的前辈老师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彭先生在量子力学的内容上插入了当时先进的辐射量子场初步，这是先生与海特勒合作研究介子场辐射的结晶。我至今还保留着先师杨桂宫教授听先生讲课后讲授理论物理的珍贵的草纸本讲义，其中包含着彭先生与海特勒合作研究的辐射量子场的多粒子理论。彭先生的努力，为边陲大学的物理理论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年，先生当选爱尔兰科学院院士（中美建交后才收到通知）。

    1948年，昆明发生了“7·15”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炽热如潮。国民党大批特警进入云大，中断正常教学秩序，镇压学生运动。特警逮捕东宿舍（贡院）学生，围困数百学生于会泽院顶楼，而物理系恰在一楼，大批仪器设备被特警破坏。这些情况就发生在彭先生身边，使先生悲愤不已。先生此时感到学校已成为旋涡中心，今后必有许多不测事件发生，云大也无平静。1949年4月，南京解放，先生毅然决定北上北平解放区。物理系内多位同仁，张其浚、杨桂宫、顾建中、唐懋荧、李德修、王光诚、黄炎等先生在泽清堂组织了小型欢送会，依依不舍欢送彭先生。“友情不断滇池水，依依惜别话短长”。先生身将离昆，心仍眷恋着云大的师生，除开和老朋友、同事互道珍重外，就在离昆的前一天还约了一位优秀学生去文林街小酌。先生亲切叮嘱和勉励学生“毕业后牢记坚守固体物理专业”，以渡过当时毕业即失业的难关，眷顾学生之情溢于言表。就是这位学生李德修先生，后来与杨桂宫系主任一道创立了云南大学第一个物理专业——金属物理，为云大保留了人才。当年5月初，彭先生再绕道香港回到北平母校清华执教，完成了一个从南到北的轮回。这是先生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为投身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准备了条件。1955年，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胜利屡曾回顾，每念云海未能忘”。1957年隆冬，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亚洲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建成庆典，会后先生专程取道昆明访问云南大学，看望老友杨、顾、唐诸位同事和先生，互问寒暖，这是先生1948年离别云大后的笫一次回顾，畅叙8年阔别深情。

    1980年，神州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阴影，科学的春天来临，中国物理学界在广州召开国际基本粒子会议。先生在参加会议后，抽空再度取道昆明访问云南大学。那时离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已经十多年了，胜利重又回顾。这次访问时他的挚友杨桂宫先生已是云大副校长，看到云大物理系的迅速成长，先生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时光飞逝再过七年，1987年4月彭先生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但“梦绕边城月，心系故园楼”。先生不辞长途劳顿，从北京乘火车来昆明，笫三次回访云大。一来到云大，他就住入老朋友顾建中家中，先生说，“这样比住宾馆更自由自在，更像在自家一样，老友们思绪可以自由飞翔，重温在四十多年深夜共同挑灯筹备物理实验的金色年华”。两位古稀老人真的一起去正义路怀旧，但沧海桑田，早已人是物非。他们边走边讨论物理问题，回忆几十年前亲密合作的往事。先生每次访问必作学术报告，这是他的一条学人定则。杨桂宫副校长主持了彭先生的学术报告，题目为《变质量振子的正则量子化》。这个题目对那时的我极为新鲜，富有吸引力，感到以往未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报告的结论十分新颖，经过特殊正则变换，归结为与量子阻力有关的问题。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彭先生治学锲而不舍的精神。若注意到在先生1943年发表的HHP理论，其中难点就是量子阻尼项，这是一般哈密顿系统难以处理的。彭先生自如地处理这个问题，高超的基本功令人赞美。在讨论会上，我和赵树松等晚辈提出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给以精辟解答，使我们获得了极大的收益。我们初识先生就是在这个学术报告的讨论会上。

    先生每次回访云大，都会为云大的建设献计献策。此次回访，在欣喜之中，他挥笔为云南大学六十五周年纪念题写了“我爱云大”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倾注了先生对云大的无比热爱。“彩云之南是故乡，云南大学是家园”，先生怎么不心系故园情呢！在访问云大后，先生才专程为五姐扫墓，“难得挥泪纪凋谢，深情怀念姐弟情”。先生的五姐彭楚惠（法名道立师〈掌管全寺佛灯〉）在昆明著名的筇竹禅寺圆寂多年，墓葬于该寺。先生的五姐与虔诚信佛的熊校长夫人、杨桂宫夫人在佛事上友情深笃，她身前身后相继受到熊校长、杨先生的关怀和照料。这段往事，在三位科学家朋友的交往中增添了亲情的温暖。

    1987年，我认识彭先生之后，每次去京开会或办事，例行都要去看望先生。1994年有关生物复杂性的香山会议后，以及邹承鲁和郝柏林两位院士在1995年彭桓武80华诞之际，为推动先生十多年前就倡导的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的结合，召开以《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为题的香山会议。会议特邀黄祖洽院士就彭先生对我国科学的教育事业贡献作主题发言，表达对彭先生促进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结合所作特殊贡献的感谢。云大方面，我和刘次全教授参加了这个庆祝会。会后，我们专程去彭先生家中，邀请先生再来云南。先生欣然答应待健康状况达到最佳时机成行。1997年，我和洪品杰副校长等去南开大学为在云大建设有先生传统的理论物理学科，与葛墨林院士商议申请省院省校合作事宜。返回北京，洪副校长与我再去邀请彭先生，那时彭先生不顾82岁高龄，兴致勃勃应允。由于考虑先生健康状况，此次由彭先生爱子彭征宇陪同。年迈又很少乘坐飞机的彭先生在征宇的说服下，1999年9月以84岁高龄第四次南访昆明。洪品杰副校长与我及云大的老师们去机场迎接，先生表示只愿下榻云南大学。13日上午，彭先生与物理系教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下午不顾疲劳，又向会聚一堂的物理系、生物系、化学系师生讲述了他的成长过程和治学经验。会后欣然题词，“祝云南大学再创辉煌”，“祝非线性中心人才辈出，勇攀高峰”。

    在南学楼物理系办公室与物理系教师进行的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先生关心地询问物理系的建设、现状与成长规模。他在座谈中一再强调，物理要与实际、实验结合，研究问题要有物理概念和直观图像。彭先生与47年前的助手唐懋荧先生会面，场面感人。唐先生是彭先生回国后培养的第一位年青人，彭先生指导他用变分法以摩勒—罗森费德原子核位能为基础，研究氢、氦等原子结合能，着手探索核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和组织人才走了第一步。先生高瞻远瞩地把握科学方向的能力，不愧大家风范。

    彭先生第四次访问云南大学时，专程去杨桂宫先生家探望。那时，杨先生已仙逝，杨师母健在但眼力模糊半失明，彭先生紧握着师母的手相视良久，殷嘱杨师母多多保重，师母更频请彭先生“多保重，为国多做事”。白发老人的纯真情谊，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一两分钟内竟未有声语。第四天，高龄的彭先生还专程抽半天时间，由刘洪章、陈中轩和我陪同，去看望熊校长在昆的第三子熊秉衡教授。先生先参观秉衡主持的激光研究所后到熊家，他的到来使秉衡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童年记忆中的彭伯伯就在身旁，心情如何不激动？秉衡夫人丁中慧特做了无盐的晚餐以适应先生的身体。饭前，彭先生又一次表达了对熊先生的敬意和感谢之情，晚餐上充滿了温馨和友爱。先生特别关怀地询问秉衡的姐兄近况可好，秉衡充满感激地回应：“她（他）们都好，谢谢伯伯”。4年前，80高龄的彭先生荣获第二届“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后，分做多份，馈赠当年的共同贡献者或其后代，先生也挚意要馈赠一份给熊校长的后代熊秉慧女士。熊姐原感受之有愧，但却之不恭，在友情劝说领受了老人的心愿。回忆先生念友惠及其后代之深情，好似蓝天白云，朵朵无瑕，先生对昆明的第四次访问完全沉浸在友情的追忆之中。

    先生晚年喜欢梅花，在卧室伴有古朴苍劲的松、竹、菊、梅四君子铁屏画。在过去的闲谈中，先生曾告诉我他有个小愿望，想在古稀之年去看看云南大理和江南苏州两座古城和那里的高原菊、水乡梅。我们早按先生愿望订好了去大理的机票，时间也正值中秋，由征宇和我陪同，一切都在顺利进展之中。不料先生畅游石林之后，第三天我们就要起程之前，却突然收到理论物理所欧阳钟灿所长的一封急电。彭先生告诉我，院领导电告要他回京。我心急地问：“北京有什么重大事情请先生会商吗？”答曰：“电中未说。”“是否回电询问？”先生严肃而简短地回答：“不用了。”我又追问：“我们还去大理吗？”先生从容笑答：“当然不去了。”我心里一时都转不过弯儿，第二天决定退票改机前，我还私下问征宇“不去了吗？”“不去了，按父亲意见办。”第三天，我和洪副校长、洪章等8位同事在机场欢送先生返京，望着父子远去候机厅的背影，大家由衷地敬佩老一代科学家服从组织安排的情操，又为未酬先生心愿惋惜。此后，我心里的谜团一直未解。一周后的9月18日，大家欣喜奔告，从电视得知：彭先生受奖了，出席了中央召开的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专家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授予彭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我喜悦地给彭先生打电话祝贺，并说谜团终于解开了，重邀先生去大理，先生答曰：“要看征宇何时能回啊？”何时能回啊？如今已成老人的一个双重期望了。今年6月来京提前给先生祝寿，我专问欧阳所长为何他的电报不透一点儿消息。欧阳笑答：“那是中央安排。怕老人们先知后，过喜激动有意外，提前一周来京作疗养准备，共赴宏大喜庆的授奖场面，这是中央的关怀。”谜团既解，大家都笑了。

    2003年春，云南大学80周年校庆，吴松校长特邀彭先生出席庆典。88岁高龄的先生欣意回函前往，将第五次再访云大。然而，肆虐的“非典”又让愿望挂空。彭先生在回函推迟校庆时，向吴校长提出由他捐赠，以杨桂宫、顾建中教授冠名在云南大学设立奖励基金，勉励后辈。校方希望用彭先生的名义共同设立，先生坚持不肯。这一感人事迹已在云大传为佳话。2004年7月1日，李作新先生和我应约出席首次颁奖仪式，云大数理、资环、信息、化材四学院的五名优秀生获此荣誉。当他们了解到前辈先生们纯洁的友谊时，对彭先生这位功勋科学家的捐赠充满感激之情。

    回想先生执教时为云大物理学科发展倾注了巨大心血，使云大物理学科在当时学界声名鹊起。彭先生一直视云大为母校，认彩云之南为故乡，在半个世纪内，大约10年一次，不辞长途劳累，四次访问云南大学。彭先生给予我们的纯真友谊和深切关爱，正如陈世波副校长代表学校在六月祝寿辞中所说：“云南大学要深深感谢先生的厚爱，千秋铭记”。我们应铭记的不止是先生的科学上的隽永大智，更有先生心中的纯真大爱。

    梅老愈芬芳清冽，松寿更苍劲挺拔。恰此九十华诞之时，衷心祝福我们的彭先生健康长寿！

    后记：
    我为本文题目史实之厚重，特专访我的老师唐懋荧、李德修和李作新三位先生，以及熊秉衡教授。承他们提供了珍贵历史素材、资料，特别是李作新先生的类题短文给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