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铮（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慕课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的教学改革、学生的学习需求等诸多因素。分析使用慕课的动机，主要有完成学业和提升素养两个方面。从学业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学习成果认证，是学生使用慕课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目前，高校之间慕课的学分不能互认，学过课程后有的虽能获得证书，但社会接受度不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学生学习慕课的积极性。对于提升素养的学生而言，目前的许多慕课与其需求之间有较大的距离，使得慕课也缺少了吸引力；慕课属于在线学习的形式，而在线学习本身相比面授而言，除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外，教学手段不够灵活、针对性不够、难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等，都影响了慕课的教学效果，从而使得学生对其敬而远之。慕课发展是“互联网+”的一个方向，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味地追风、一窝蜂的运动式开发慕课项目必然会带来众多问题。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的调研、分析和论证，根据课程性质和用户的需求，科学地确定发展慕课的近期、中期和长远规划。在提高慕课本身质量的同时，加快互认学分的进度。

　　黄国华（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MOOCs在给学习者带来更多的资源，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困难。一是学分认可要得到学校的许可，高校能否认可学生的校外学习，特别是网上学习非常关键。学生所在学校要制定校外学分认可与转换制度，学生在网上的MOOCs学习成绩才能进入其所在学校的学籍与教务系统，拿到学分；否则，学生的学习只能是处于兴趣阶段。欣慰的是，2015年教育部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意见，辽宁等地的高校也开始了一些学分认证方面的尝试。二是MOOCs的课程与学习资源制作给教师带来了挑战。教师要在团队建设、资源建设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做出改变，必须按照MOOCs的技术规范与标准去建设在线课程，巨大的课程制作工作量、制作技术的要求与多人化的课程团队都是不小的挑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制作MOOCs的积极性。要推进在线课程建设，学校必须出台具体的工作量认定与激励政策。随着MOOCs的快速发展，我国高校、教师和广大学生对其认识逐步清晰，相信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化的MOOCs必将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色。

　　韩宝志（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

　　MOOCs在中国经历了2012年之后的热闹后，到如今，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个人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值得考虑：一是教育规律的问题。MOOCs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信息技术的重要应用是传播。但无论技术多么发达，其终究要归结到“人”的身上—也就是要尊重教育规律，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授、课后的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不断提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而且更需要师生之间的情的交流，教师的言传身教，这一点，是MOOCs所欠缺的。二是从我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来看，学校考核教师的主要是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本质是督促教师完成好育人的根本任务。对于MOOCs在育人中的实际效果如何？如何能在课堂上起到应有的作用，高校总体上还是比较慎重的。如何应用MOOCs，结合中国的教育实际，还需要时间，如当前出现的SPOCs（小规模、定制化课程），也许是其发展的一个方向。

　　周晔（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长）：

　　《纽约时报》称2012年是慕课元年，其被称为教育的2.0，“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它是应全球化、大众化和信息化这一教育发展的三个鲜明时代特征及宏观趋势的要求而产生的，是一场输不起的革命。慕课形式上“三名一免”（名校、名师、名课+免费），实质上是互联网资本力量的驱动。一边是降低高等教育的费用支出；一边是商业资本的助推。截至2016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早的三大慕课平台Udacity、Coursera以及edX均已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如何才能加快、加大和加稳在中国的“慕课”推行？但目前，我国MOOCs发展出现各自为政的高校体制以及“学生功利化倾向+自我管理效能缺失”的瓶颈；出现学术性彰显过高与用户“实用性”体验脱节的瓶颈……因此，战术上我们应从学习的科学角度、资源建设、师资发展、支撑服务、质量保证以及成本效度等方面加以修正；战略上则应重新思考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从如何让我们的布道授业为最广大人群分享，从如何抢占高等教育制高点乃至意识形态制高点的高度，来开窗放入大江来，一品松声万壑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