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作者：梅祖彦    摘自《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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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是父亲冥诞110周年纪念，回想他一生的事迹与他对我们后辈的教导及启示，引起无限的追思及怀念。1954年3月父亲由美国去台北开会，同月我由纽约绕道法国返回祖国大陆。那时他的身体很好，我也还年青，觉得以后总能再见到他老人家。不期八年后他在台北病逝，纽约一别竟成永诀。父亲在世的后来几年虽未和我通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的来信中知道他的健康还好，仍一如既往地全心致力于教育工作，并常关心我在大陆的情况。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父亲自幼家境清贫，作为五个兄弟和四个姊妹中的长兄，他帮助父母抚养弟妹，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以后在求学及工作锻炼中，他成为一个谦虚、勤谨、忠诚敬业和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少言寡语，慎思熟虑，但也颇有幽默感。我们姊弟五人都很敬爱父亲，虽然他对培养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非常认真，但他不是一位严父，对我们从不训斥，而更是身教胜于言教。他的一言一行在子女眼里成为家中的规矩与典范。

　　我们子女小时候，每餐各有一份饭菜，每人必须把盘中菜吃完后才能再要喜欢的菜，这样大家养成了不挑食不浪费的习惯。父亲很喜欢整洁，常给我梳头，总是一手托着我的下巴，一手梳理。我后来也照样给妹妹祖芬梳头，祖芬觉得托着她的下巴太痒了，就说“我自己托着吧”，这事后来在家中传为笑谈。我上小学时开始学集邮，和姐姐们喜欢到父亲的抽屉里去翻他的旧书信，找邮票，父亲曾说过我们。 但有一次我还是去翻找更好看的邮票，父亲回来后虽然很生气，还是很平静地问“上次是没有听见还是忘了？”，我实在很想要那些邮票就说了实话，父亲在我保证不再来乱翻以后又给了我几张邮票。

　　我们上学之前，父亲教过我们读书写字，后来由于他工作忙碌，和我们在家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教导我们的机会也更少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内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父亲主持联大的日常事务，工作异常繁重。当时我虽和他同住一室，但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早上我上学很早，中午回家吃饭时他还未回来，他下班后我又走了。晚上他常需应付各种公务应酬，有时一晚上有两三个约会，直到很晚才回来，我们姊弟都已入睡了。那些年代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联大的师生都到校舍北面的山坡坟头间去躲避，当时称为“跑警报”。常常只是在这种场合，我们才有机会和父亲多说几句话，然而大部分时间他还是沉默地想他的公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感到万分遗憾，那时竟没能和父亲多相处些时刻，没能多知道点他的见解和主张，他的思想与信念。我实际上是在成年以后，从热心于他的教育思想研究的作者笔下对他才有了多一点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