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引发学术规范讨论的导因是某些学术著作涉嫌抄袭，即引用了别人的论述而未予注明。这种做法有违学术诚信原则，固然是不对的，然而下面的反诘是无法回避的：倘若我们的主要学术建构方式是引用别人的论述，那么，加了注的引用与不加注的引用在学术效果上真有本质性的不同吗？加了注的引用依然是引用，其学术效果并不因为符合学术规范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强：它仍是引述／复述／转述，而非独创性的论述。冷静地审视一下当代中国学术，我们就会发现：真正原创性的著作少到近乎无，或复述传统之言，或转述西方之说，乃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谋生之道。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能用自己的语言、逻辑、思想演绎整本学术著作者，几乎没有。假如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中抽掉了被引述／复述／转述的“西方”和“传统”，剩下的即使不是虚无，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存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真实写照。所以，造成学术失范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原创性的丧失。

　　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已经丧失了原创性，这才是中国学术的真正危机所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原创性的丧失归咎于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但这无助于发现更深层的原因。当原创性丧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标志时，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便无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一定有深于个体的因素造就了这种状态，反思这种因素是学术批评的更高职责。我在对中国学术的传统、体制、当下处境进行了系统审视后发现：1、传统学术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客观上逼迫、挤压、诱惑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使他们（我们）走上背离原创之路；2、现有人文领域的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发表—出版体制存在根本性欠缺，不利于原创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甚至对他们形成了放逐之势，这乃是中国人文学术原创性丧失的制度性根源。

　　传统学术规范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秦至明清的中国学术史在本质上是一部解释史。传统农业官僚社会对稳定性的绝对强调意味着人文学术必然以对传承、注解、阐释流传下来的权威体系为使命，创新从根本上说是被禁止的。构成中国人文学术主流的是训诂、考证、注释之学，与之相应的学术规范不是创新，而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绝对忠实。这种学术规范在二十世纪受到过猛烈的冲击，但最终借助与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合谋而延续下来。在1949—1976年间传统文化虽然成为批判的对象，但传统学术规范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单一权威体系的捍卫而成为主流学术规范，因而传统学术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合谋之势：受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此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只允许对权威体系进行引述／复述／转述，禁止任何建立原创性体系的企图，以至于人文学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另一种注释之学；由于这种注释与中国传统学术规范是一致的，所以，它极易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接受；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时很少反思当时传统学术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其原因就在于传统学术规范对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仍是巨大而内在的。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主流意识形态一度表现出对于创新性的吁求，传统学术规范在短时期内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由此而产生的解放效应使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学术呈现出追求创新的宏大态势。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主流意识形态再次把稳定性当作主导目标，有意识地弘扬传统学术规范和限制学术的原创性，中国人文学术界尚未来得及发展壮大的原创性力量受到压抑乃至重创。恰恰在此时，一种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的文化样式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异军突起，迅速扩张为文化的主流形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虽然具有天生的民主品格，可以被广泛分享，但是它对广度的无限制追求必然使它成为无深度的文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平均理解力和对于肉身娱乐的需求，大众文化在诞生之日起就不以独创性和个性化为指归，这使得它与传统学术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在反原创性上不谋而合。由此而形成的传统学术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合力结构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更为巨大和难以抗拒。大众文化在对人文知识分子形成挤压之势的同时也诱惑着他们（我们），因为它指向一个领域广泛、利润丰厚、崇拜者众多的名利场。今天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正对大众文化不感兴趣者，寥寥无几，区别常常仅仅在于介入的方式、介入的程度、介入的成败而已。以余秋雨为代表的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领域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成为明星知识分子，为意欲投身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展现了榜样的力量。已成功介入大众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乐不思蜀，意欲转业而尚未完成转业者也已心不在焉，少数坚持纯正人文建构的人文知识分子生活在传统学术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三重限制中，很难进行真正原创性的工作。这乃是中国人文学术原创性丧失的深层原因。

　　导致中国当代学术原创性丧失的体制化因素则表现在教育、人才选拔、发表－出版体系等各个层面。人文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都是在体制内生存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游离于现有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发表－出版体制之外。体制的力量往往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人文知识分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最早遭遇的是教育体制。受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乃至决定，现有教育体制在人文层面走的仍是以灌输和教化为主的路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本科，擅长逆向思维的文科学生总是被视为异类，成绩最好者则几乎全是善于接受灌输和教化者。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导师对弟子的最高评价仍是“扎实”而非创造性。一篇平庸而引文丰富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即就注定了会通过答辩，具有个性化见解的毕业论文则极可能遇到激烈的反诘和否定，其作者要承担更大的学业风险。这使得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起步阶段就大都不追求原创性。少数具有原创性的人早早地被斥为怪人、异类、边缘分子，就算是能够完成学业，也会被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放逐到学术的边缘地带。现在的大学和人文类科研机构在传统学术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和影响下，普遍不欢迎个性化的原创型知识分子。极少数具有一定原创性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了不被驱逐出学术的中心地带，只能压抑自己的个性，这种策略虽然能够奏效，但个性的压抑必然使他们的原创性不断萎缩。至于那些不愿意压抑自己个性的人文知识分子，则被放逐到学术的边缘地带，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国人文人才的内部流失和自我损耗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的人文学术就一日无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人文知识分子即使幸运地通过了现有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体制的筛选而处于学术的中心地带，他仍会遭遇到许多阻碍他实现自己原创性的因素。其中现有的发表—出版体制直接拖滞着人文学者原创性的实现：传统学术规范对考证、转述、解释的片面重视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发表—出版体制的工具性定位合一，注定了原创性的人文成果难以发表。我对此深有体会：在我完成的70多篇论文中，最有原创性的几篇仍在刊物间流浪或沉睡在抽屉里，而60篇相对保守的论文则全部发表了；我于1991年完成的专著《个体哲学》先后被收入数种丛书，但由于其内容过于有探索性而被出版机构否决了。不少具有原创性的学者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在原创性匮乏的情况下，极少数艰难诞生的原创性学说无法问世。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中国人文学术中最优秀的部分因无法发表—出版而丧失了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机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放弃了对于原创性的追求，代之以投合现有发表—出版体制的功利性运作。所以，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原创性的丧失乃是一个制度性的结果，揭示产生此结果的制度性原因应是学术批评的更高使命。

　　中国当代学术原创性的丧失乃是中国当代学术失范的根源。所以，真正到位的学术批评绝不应该仅仅对某个学者进行道德审判，而应该对其根源进行反思。一种真正规范的学术必然是以原创性为指归的，创新才是学术的最高规范。这场学术规范之争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原创性的丧失乃是中国学术之癌，要振兴中国学术，就必须把对学术创新的要求和鼓励制度化，在教育、人才选拔、发表—出版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否则，有关学术规范的辩论除了为大众文化创造些须热点外，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