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摘要】“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展望未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将在重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同时，整合教育信息技术与人文性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关注时课程与教学论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学科的新咸就的研究、提升学科教育的研究水平、走向多学科领域、多层次研究者的国内、国际合作。

　　“九五”期间，是我国面向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的五年，也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活跃的五年，更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五年。本文拟将对“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研究概况做一回顾，并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一展望。

　　一、“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回顾

　　（一）研究成就

　　“九五”期间，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黄金季节，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全面改革给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全国性的课程学术组织“课程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一些学术活动的开展，形成了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活跃氛围。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令人瞩目的成

　　就有两个，一是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二是更新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观念，以学生发展为本，直面社会与生活，大胆改革现行的课程结构与内容，使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繁荣趋势。我们将“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如下：

　　1．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

　　在国家重大教育改革与课程教学改革举措的推动以及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促进下，“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领域研究成就卓著，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国课程与教学论领域出版的有影响的丛书五套、著作（含丛书与教材）共百余部（见附表1、表2），以国内有影响的教育类期刊《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外国教育资料》三本杂志为统计依据，“九五”期间，发表的学术性较强、影响较大的论文共计300余篇，而散见于各级各类报刊的有影响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理论研究成就突出，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们分别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与课程与教学论众多新的分支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学科群。如在课程研究领域中除了对课程理论体系中的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评价等进行研究外，还关注国外课程发展与改革的最新动态以及课程流派的研究、关注课程研究领域中不同的课程形态的研究，如对活动课程的研究（见表3）、校本课程的研究（见表4）、综合课程的研究、潜在课程的研究以及研究性课程的研究等等，不仅如此，还有对课程研究的分支领域的深层探讨，拓展了课程论研究的范围，如吴永军的《课程社会学》、郝德永的《课程研制方法论》、石筠弢的《学前教育课程论》）等等；在教学研究领域，除了对国内外教学的基本理论、教学设计、教学模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进行深入研究之外，关注对课堂教学的研究以及教学实验的研究，又与各学科教学法进行综合，便有语文教学论、数学教学论、英语教学论等多学科教学论，甚至连一些以前无人问津的学科也有人研究，如吴也显的《小学游戏教学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值得一提的是，“九五”期间，在教学论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涌现出一些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教学模式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模式等。

　　2．课程与教学论的比较研究

　　“九五”期间，在课程与教学论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众多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专家们引进和介绍了当代国外先进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和流派以及最新的研究动态，这不仅开阔了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视野，而且对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分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是一支主要研究力量。本所在所长钟启泉教授的领导下，围绕其质量方针“探索教育理论，不断创新；服务教育政策，提供咨询；参与教育实践，共享智识”，高效运作，在国内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一枝独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开展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传统和优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不仅将国际上知名的课程与教学论专家“请进来”（如，美国知名后现代课程理论研究专家多尔、加拿大的史密斯、当代教学设计领域的国际级专家，荷兰土温带大学教育科技学院教授Sanne Dijkstra等）“传经布道”，了解国际上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而且使本所的课程与教学论专家“走出去”，更为详尽地关注国际上课程与教学论的新发展，并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双向并进的发展模式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初步形成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网络，进而通过这一网络走向国际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一定程度的对话与交流。特别2000年10月9～15日，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国际课程理论研讨会”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2000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钟启泉教授、张华博士赴美参加“首届世界课程理论研讨会”，在此次大会上，钟启泉教授被推荐为“世界课程研究促进协会”亚洲唯一代表，这不仅是我国著名课程与教学理论家钟启泉教授的殊荣，也标志着我国的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已经走出亚洲、走向世界。

　　3．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问题研究

　　“九五”期间对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基本还是分布在两个领域，教学论的研究有自己的专业委员会，而成立于1997年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也分别在1997年11月（广州）和1999年12月（广西）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课程学术研讨会。正因如此，国内有学者认为，课程论作为一门独立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应该追求其独立的学术地位，真正从教学论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教学论并行的独立学科，这是课程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2）事实上，对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问题的争议一直见仁见智，观点各异。有学者认为，目前课程论和教学论的研究者对课程论的学科地位的态度已趋于明确，即课程论是与教学论并列的教育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刚也有学者对“课程与教学的一体化”、“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课程与教学整合论”／课程与教学论”以及“大课程论”等做过专门探讨。但是，课程与教学论的整合还是停留在“探讨”阶段，到目前为止，课程论与教学论还是处在

　　“乍离乍合”的状态，没有走向如学者们所期望的“水乳交融”的境界。

　　（二）研究成就的原因分析

　　概括说来，“九五”期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成就的取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素质教育实施的必然要求

　　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相辅相成，课程改革是滋养课程研究的适宜土壤，课程研究则为课程改革提供理性指导。无论中外，举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都能引进课程研究的繁荣，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大的“涨落期”。[4]我国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繁荣亦是如此。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要求，1998年，教育部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经国务院1999年正式批转实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课程是教育的心脏，是落实素质教育必须抓好的实质性、关键性环节，《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和内容的要求；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学是课程的实施，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因此，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面向素质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它必定是我国素质教育实施的必然要求。这也必然导致国内对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步伐加快、使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为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