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每年进入8月，随着中高招录取工作接近尾声，社会公众对中高考的关注度也逐渐降低，然而今年貌似有点“不一样”，街头巷尾社会舆论对中高考的关注热度不减：“今年的高考题是难是易？”“以后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中考的分数怎么普遍那么高？考了高分也不一定能进好学校吧？”“分数的区分度不够尖子生一定吃亏”“还不如恢复0.2系数的难题”……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方案的正式发布，在很多家长眼中，这标志着北京教育综合改革真正向纵深发展了。这带来了更高关注度的同时，家长们的困惑也很多。

　　困惑的背后除了不解之外还有关注和期待。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日专访了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请他答疑解惑，同时讲解改革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田忌赛马？

　　还是功利思想在作祟

　　“今年高考语文微写作与大作文（微写作为“三选一”，大作文为“二选一”）都有满分作文。”李奕说，从2014年起北京高考作文满分作文就增多了，但是满分作文人数增多“并不代表着北京语文教育水平提高了。也不意味着阅卷方式有问题，而是由于题目的多样化满足了不同类型孩子优势的释放”。

　　这一轮中高考改革，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北京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

　　选择的背后应该是尊重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成长个性。不过，给了选择权学生就能按照各自的优势进行选择了吗？

　　在一次探讨高考改革之后的高中教育主题研讨会上（201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上海和浙江进行了先行试点），一位来自高考改革实验区的校长说，高考除语数外三科外，其他科目采用六选三，本来是让学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不少“田忌赛马”的心态：不少孩子、家长以及部分学校在进行科目选择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自己更擅长什么，而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怎样通过错位竞争来获得优势地位上。

　　“田忌赛马”的策略使用还是功利思想在作祟，是“什么科目容易考取学校学什么”而不是“什么擅长学什么”，没有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选择，最终仍然会有很多孩子进入大学后学着自己并不喜欢和擅长的科目，近几年已经很多报道指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专业对口很低，这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效率。

　　那么，北京的改革能避免这种状况吗？

　　李奕指出，从这3年北京的中高考命题来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题目的可选择和答案的开放性，给学生多种选择，满足不同类型考生的优势的发挥，释放孩子的主动权。比如2016年北京高考作文，大作文有“老腔”和“书签”两个选择。“这两个题目有一定的离散度。”擅长写议论文的、擅长写记叙文的都能找到可写的题目，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2014年，北京的高考微写作题目首次出现题目“三选一”让学生自主选择的同时，还打破了以往“诗歌除外”的禁忌，允许在微写作中创作诗歌，给了一部分学生张扬青春、抒发生命诗意的空间。“所有这些释放的信号就是，让更多的孩子真正能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竞争。”李奕说。

　　尖子生吃亏了？

　　不是颠覆 是去产能

　　无论怎样对政策进行解释，当实打实的分数出现的时候，老百姓还会慌张。因为长期以来分数就是中国学生的“命门”。

　　上个月，当今年中考分数出来之后，相信不少考生欢欣鼓舞了几天，因为考生的分数普遍较高，但是，当考生和家长得知很多孩子的分数都考得很高时，心里有些“发毛”了。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北京中考分数全线“飘红”，高分段也从去年的560分增长到今年的570分，而中考的满分为580分。

　　有人提出质疑：这样公平吗？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来的“尖子生”公平吗？

　　李奕说，原来很多所谓的“尖子生”其实是那些靠补习班补出来的“尖子生”、靠补习班不断提高难度不断“刷”难题“刷”出来的“尖子生”。这样的尖子生并不是真正有质量的学生。

　　“新一轮的改革更加强调的是‘用知识’而不是‘背知识’。”他说，试题更注意考学生的思维能力，考查学生对九年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而非做题的能力；不让学生把能力固化到做题上。试题的变化是要引导教学的走向，使得今后学校的课堂教学更加聚焦思维方法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做难题。“那些靠刷题、靠死记硬背的学生在这种变革中估计是要吃些亏了。”李奕说，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但不是对过去简单的颠覆，而是“去产能”。

　　“锁区”锁住了选择权？

　　不能为了几个顶尖学生，让其他人都“陪绑”

　　除了分数外，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还有一个“死穴”就是名校，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在几个教育强区：东城、西城、海淀实施了“统招计划不再跨区分配”的政策，也就是这3个区的示范高中将不再安排彼此之间跨区招生计划，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区”政策。对于有着浓浓的“名校情结”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锁区”无疑让他们感到了焦虑和不安，甚至认为孩子的选择权受到了限制。

　　那么，北京市为什么要“锁区”呢？

　　先要知道原来学校的荣誉感来自哪里？是升入北大、清华的人数。

　　一些学校的做法通常是这样的：为了保证自己学校有20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会动员50人去报考，最终这些学生通过努力可能大概有20个左右能考上北大、清华，至于这20个学生是不是适合北大和清华，大家并不关心，而那剩下的30个人很可能因为那时候填报志愿的方式一下子丧失了最佳的选择机会。

　　学校的眼睛都盯着顶尖的那几个学生，其他人都成了“陪绑”的，教育好像就是为了淘汰。

　　不再支持跨区的选择后，对于每个区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长和老师来说，就该换个思路思考问题：这些孩子12年的教育都在我们本区了，何必让他们占坑？为什么要把学校分出三六九等？

　　“现在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常常会凑到一起。”李奕说，学校要更加关注自己“加工”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如何“捞”学生的能力，也就是不能再当“勺子”，而是要当好“铲子”。

　　“考试这个指挥棒要变成交响乐团指挥手中的指挥棒，讲究的是调动和配合，调动每个人的优势，同时，各个学段的教育者也要配合起来，给每个孩子最适合他的教育。” 他说。中学老师要关注对口的小学中那些孩子有哪些爱好？优势学科是什么？关注自己将来如何把这些孩子的爱好和优势保护起来，并且提供支持使得这些孩子将来能用自己的优势参与竞争。鼓励孩子在一个区县完成9～12年的教育，就是为了让这些区县的校长老师为这个区的所有孩子整个培养链条上发力，要用9～12年的教育供给替代原来分层分段的供给。原来是为了升学，现在是为了人的培养。

　　这样，在对一所学校进行评价时，不再只是单纯地关注学生考试成绩的提升，而是要关注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是否给了孩子成长发展的空间；要关注学校的加工能力，不仅包括考试成绩，还包括学校对于肥胖率、近视率等身体健康指标的控制，以及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等各方面的培养能力。

　　北京的教育深度综合改革刚刚开始，在改革的过程中学生和家长出现误解是很自然的，甚至很多一线老师也不一定能真正理解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比如，以前的数学试卷上除了数字就是字母和符号，而现在的试卷上会出现大段大段的文字叙述。有的家长怀疑：数学试卷也要考语文了？今年的英语高考试卷让学生写一封邮件向英国朋友介绍一位中国的历史人物，“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有些老师怀疑：是不是“把母语抬得太高了？”“其实这才真符合中国人学习双语的目的：熟练使用英语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传播中华文化。”李奕说。

　　所有的怀疑和困惑来自人们仅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北京的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一次中高考改革，也不仅是一次课程改革，它是贯穿从小学到高中、从课内到课外、从学习到评价的一系列的整体改革，从表面上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学段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北京教育改革的所有环节都是在围绕着供给侧，是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如果把学生接受教育看成是一次教育消费的话，那么就是要让所有的消费者成为北京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让每个受教育者都有实际的获得感。（李弈为北京市教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