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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高考试题 40年这样演进（关注高考之变·考）

　　随着2017年高考招录工作的展开，最近，高考录取通知书也陆续送到了考生手中。不管是考前的方案制定，考时的各科试题，还是考后的招生录取，高考的每个环节都不缺少关注。而每次的改变和革新，更是社会的普遍关切。

　　从考试次数、考试内容、考试种类、录取渠道等方面给考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从全国统一命制到“统一高考、分省命题”，力求体现地域教育的差异和特点；自主招生试点改革，探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多元选材机制；进行标准化考试改革，强化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恢复高考40年来，变化一直在发生。

　　聚焦高考命题的变化，也是从命题角度，观察人才选拔与培养理念的进步与优化。

　　从只考查知识到注重能力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语文科考试的发展大致经历4个阶段，考查的立意逐渐由知识向能力转化。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研究员张开介绍，第一阶段为恢复高考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拨乱反正、重新梳理教育观念的背景下，这一阶段语文学科呈现出学科考查重视基础工具性的特点。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语文考试发展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进一步强化对语文科思想性的要求，二是随着考试设计的科学化要求在标准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基本形成了语文科考试的内容结构模式。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这一阶段高考语文学科继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的步伐，在保持了极少部分的知识内容考查的情况下，明确了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形成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作为核心考查能力的语文考试内容体系、能力结构的框架。同时，如文言文、文学类阅读题也是这一阶段试题设计比较突出的亮点。第四阶段是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分省命题带来的语文试卷多元化呈现。“很多省市命制的试题亮点频出，如湖北卷、天津卷的语言文字运用题，北京卷、广东卷的阅读题，上海卷、江苏卷的作文题等，均体现出课程改革推进的积极成果并呈现出地域特征鲜明、形式新颖鲜活的特点，为进入新世纪后的语文考试内容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尝试。”相关专家介绍。

　　与此同时，新课程改革后，高考语文学科的命题更加突出能力考查的方向，在考试大纲、能力考查目标、能力考查方式及试卷内容结构等方面做了较大调整。

　　首先是增设了“探究”这一能力层级。在试卷中也以此增设了思维内容的比重，注重考查考生思维质量。其次，打破传统语文试卷按内容分类的格局，按照能力的考查重新安排了试卷结构。课程改革前的试卷由语言知识、古代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语言运用和作文等内容考查进行编排。课程改革后，按照语文阅读能力与表达能力的考查要求进行试卷的结构调整；同时，为了鼓励中学开设选修课，语文试卷中也相应设置了选考模块，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此外，这一阶段高考作文的考查更加注重材料的时代性和题型设计的科学性，试题由标题作文、话题作文发展为材料作文。

　　再以40年来变化最为显著的英语科目为例。

　　“1983年的英语高考试卷，单词层次试题占全卷分值的26%，单句层次的占48%，篇章层次试题仅占全卷分值的26%，全卷中只有3篇英语短文，没有听力和口语的测试。”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刘庆思介绍：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语高考试卷已经日益重视对考生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语言运用类试题约占全卷分值的67%，其中52%考查阅读能力，15%考查写作能力。从2000年起，高考英语科进行了以增加听力考查内容为重点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再到2014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再次对高考英语试卷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是以语篇型语法填空题替代了已使用20余年之久的单句型语言知识题，并对试卷中相关部分的排列顺序进行适当调整。2016年之后，高考英语科启动一年两次考试所需试卷的设计，同时对考试内容进行调整，进一步优化了试卷结构。

　　“作为高考外语学科中的一个语种，英语经历了由不计入高考总分到按100%计入总分的变化，在考查内容和试卷结构方面也在根据我国招生考试政策和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进行不断的改进。通过对题型、题量所进行的10次较大幅度的调整，英语科考试的测试重点逐渐由语言基础知识变为语言运用能力，单词或单句层次试题逐渐向篇章层次试题过渡，考查内容日臻全面。”刘庆思分析。

　　从单一选拔到指导教学、服务社会

　　“高考制度恢复的40年间，高考内容改革一直在进行，大致经历知识立意、能力立意、高考评价体系构建这3个阶段。从考查单纯的陈述性知识到考查学科能力，再到探索对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的综合考查，高考内容改革始终立足于高校的人才选拔需求和国家基础教育状况。”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涵介绍。

　　1978年高考地理试题中有一道填空题： ____峰是世界第一高峰。“这期间试题的考查内容和考查方式都很简单。即使如此，也足以将7%的考生选拔出来。这是由于在知识的载体——书本都是稀缺之物的条件下，具备最基础学科知识的考生也凤毛麟角。”于涵说。

　　此后，随着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教育资源的逐渐丰富，考生整体文化水平很快提高。人们发现，只考查陈述性知识不仅满足不了选拔任务，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也十分不利。之后，高考命题进入能力立意阶段。

　　“单纯考查知识识记的试题慢慢淡出了高考试卷。以1994年为例，当年参加高考的有251万考生，录取人数为90万，录取率上升至3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高校教育依然是精英教育，但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录取率，较之1978年都有大幅度提高。”于涵介绍。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需求反映到高校，又通过高校传递给高考。高考更加侧重于对进入高校学习所需的主干知识和基础能力的考查，考查的功能也由单一选拔向指导教学和服务社会转变。

　　此后，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都要体现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2003年，修订后的高中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颁布。高考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根据新课标调整考试内容，通过考试形式的变化推动新课标在基础教育的落实。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知识维度和能力维度界定不了的内容悄然进入到考查范围中来。例如对考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的考查。“这其实涉及了对素养和价值的考查，并且，两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考评价体系逐渐成型。”于涵表示。

　　变化背后是对公平、效率、多元选材的探索

　　高考试题命制的显性变化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价值主线？在采访中，记者对几个关键词印象深刻：以人为本、凸显公平、注重效率、多元选材。

　　“以人为本体现在分省命题、举行春考、设立会考、多轨招生等多种尝试，力求给考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使考生能通过高考充分认知、展示自我，充分发展、实现自我。”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王后雄介绍。如为了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在1999年启动的春季高考改革。如为了照顾教育的地区差异，高考还进行了分省考试命题改革的尝试。

　　再如对效率的探索。1985年，我国的高考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当年进行英语、数学两科的标准化考试试点，到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这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市区，涉及100万考生。1989年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改革，要求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误差。这项改革既有公平的追求，也有效率的提高。”王后雄和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詹先君分析指出。

　　当然，效率还体现在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有专家介绍：从1977年至1984年的大文大理（文科考6科，理科考7科），到1985年至2000年的两考（高考和会考）并置，再到2001年至今的“3+X”组合，高考考试科目在数量上一直走“精简路线”：由6科或7科到“3+2”“3+1”，到“3+3”。2014年，上海、浙江两地启动新一轮招生考试综合改革，也是旨在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加快分类考试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模式。

　　于涵介绍，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落实这一纲领性文件，也依据这一纲领性文件，201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开始探索构建“高考评价体系”框架。通过明确“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层考查目标以及“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四个方面的考查要求，回答了高考“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其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6年达到42.7%，由大众型逐渐转变为普及型等教育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在高考评价体系中。（记者 赵婀娜 程正坤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