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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庆环 李玉兰
嘉 宾: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 朱小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
朱永新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教
朱小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1949年,文盲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2008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60年来,政府始终坚持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的理念,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路子。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使我们的国家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落人后。
朱永新、朱小蔓、孙云晓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三位学者,他们受益于新中国教育,投身于新中国教育,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比别人更多几分关注和思考。
知识改变命运
我至今仍记得,小学时年年参加国庆大游行,比我低两级生于1949年的同学,胸前挂着“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牌子。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新中国的教育也在我们心灵中播撒下极其阳光的种子。 ——朱小蔓
记者: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基础薄弱,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三位老师少年求学时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朱小蔓:我生于1947年底,已值解放前夕,可以说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我完整地接受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共15年非常好的新中国教育。如果说新中国像阳光一样,我们就是撒在阳光下的种子。我们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真心感受到我们就是祖国的花朵,心中涌动的是对祖国无限的热爱。那时学校教育以“五爱教育”为主线,老师水平极高,至今我还记得高中老师上课时神采飞扬的样子。那时的教育讲究知识、能力、方法俱全,从教到学非常愉快。课余时间,学生们主动地凑在一起解习题,解苏联习题,解匈牙利习题,简直如痴如狂。下午3、4点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是去福利院、老人院帮忙照顾孩子、老人,有时是去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大家都很有热情,好学、上进、礼貌、诚实、助人,尊老爱幼,成为那一代青少年儿童的总体精神风貌。
朱永新: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我小时候在江苏一个小镇度过,虽然那时解决了上小学的问题,但在农村和一些边远地区,能上高中已是不易,上大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我高中毕业时,大学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制,我没有奢望,只能老老实实地找口饭吃,当过搬运工、泥瓦匠、翻砂工等,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方向。1977年恢复高考,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孙云晓:改变我命运的是我哥哥“偷”回来的一包书。我中小学正好赶上“文革”,基本上没在学校学到什么知识。当时在技校读书的哥哥看到大量的书被烧觉得可惜,就“偷”回了一书包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文学,从此迷上了文学,立志长大成为一名作家。喜欢读书写作的习惯造就了终身学习的我。我的学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初中毕业,乃至1978年我受推荐到中央团校学习,及至后来分配到《中国少年报》社工作之时。从初中毕业生到区少年宫辅导员再到记者,以至后来成为研究员和作家,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教育成为人人共享的权利
教育事业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满足了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朱永新
记者:60年来,教育发展不仅给个人命运画上决定性的一笔,更因众多个体的改变,成就了新中国60年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