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最近，德国汉堡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学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从而被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这使实验室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提出似乎由来已久，然而却渐渐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初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之前的种种警告之下会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却“习惯成自然”，置若罔闻或形式主义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员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们把关注点锁定在“实验室安全”上，分别采访了化学、生物、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设计生产实验室仪器和家具的厂商，他们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共同表达了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当时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对施工单位说，‘我的验收很简单，我会在实验室内部的通风口处拿结核杆菌往外排，你们要敢站在出风口的位置呼吸，这个实验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句话肯定让施工单位大大吃了一惊。但都培双认为，有了这样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安全才得以让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双对实验室安全规程的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们公认的。

　　“我想呼吁社会，实验室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护自己、保护环境、保护社会，杜绝事故的发生。”都培双说。

　　历史的教训

　　《卡桑德拉大桥》是部老电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线索性事件。冷战时期，美国在实验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弹打破，带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辆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列车上1000多人受到这种空气传播的病毒的威胁……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起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虽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没有肺鼠疫高，但当时引发的的恐慌情绪是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都培双说，“假想，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将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啊！这也说明，实验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学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多个生物实验室，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80%的报告事例与实验室人员暴露感染性气溶胶有关。

　　“这就说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这种未知的感染最难及时发现处理，造成的隐患最大。”在都培双看来，极微小的气溶胶是引发事故的罪魁祸首。

　　其实，以现在的生物实验室设备和管理规程来说，“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气溶胶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体的密封器皿，经过严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头拉开一个小口去舔一下，也决不会感染。我经常跟学生说，你要敢舔了，再把它从设备里拿出来，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来，都培双的这种做法太极端了，但实际上“产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犯了极低级错误导致的”。

　　曾发生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的3起SARS实验室感染事故，都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严，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与病原微生物标准操作，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P3实验室规定，不允许在同一实验室进行两种以上危险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室在作西尼罗河病毒研究的同时，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状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导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实验室规定，处理危险微生物前，研究员应该进行必要的个人防护。而2003年12月6日，中国台湾地区某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衔接运输舱里装有实验废弃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运输箱里的废弃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发生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样也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未经严格验证灭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造成人员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