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新不过几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已是媒体热议的对象，热议的焦点则是他在就职演说中的几项承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有评论称，“四不”承诺厘清了校长的权力边界。

　　的确如此。放眼我国高校，校长行政、学术一肩挑是屡遭诟病的顽疾。在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当下，大学校长游走在学术、管理两端，其结果必然是扮演着学者、管理者双重身份的大学校长分身乏术，是行政权力对学术自由的干涉。而以行政权力为筹码，给自己谋求“学术福利”的大学校长也并不少见。分身乏术的大学校长在学术、管理领域双丰收，只能激发广大教职员工对行政权力的“羡慕嫉妒恨”，使大学行政化积重难返。董奇的“四不”承诺排他性地界定了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者身份，通过杜绝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重叠，使大学校长能真正作为管理者来促进大学在包括学术的各方面的发展。

　　“四不”承诺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虽然大学校长行政、学术一肩挑屡遭诟病，但董奇校长受热议的“四不”承诺却仅仅是一种个人承诺。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对一位纯粹的管理者满怀期待，但在制度层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安排。在大学内部，没有任何约定能对校长的学术、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在教育系统以及国家行政层面，也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大学校长如何做，只能由其个人的责任感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校长应专心管理是一种常识。可实际情况呢？对“四不”承诺的热议赞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明确定位的稀缺。而去年9月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履新时，对于他“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的承诺，不少人连称可惜了。大学校长的职能到底应如何定位，还并未达成共识，更不要说成为无需制度安排的常识。

　　“四不”承诺无疑是着眼于大学长远发展、厘清校长权力边界的一项重要尝试。我们愿意见到更多有着同样胸怀的大学校长。我们更希望，能将这种出自个人责任感的承诺固化为制度，在制度的推动下造就更多纯粹的大学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