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刚过80岁生日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沈国舫向他任职多年的北京林业大学提出了退休要求。在此时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一直受到争议的院士制度再度成为舆论热题。

　　沈国舫的人生带着浓重的时代印痕。1951年，18岁的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林业大学。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3年后出任该院副院长。他将“院士”视为一项极其珍贵的荣誉。

　　让这位林学家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他曾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该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为工程院院士质量的把关人之一。彼时，在向媒体回应如何看待大批官员参选院士时，他说，工程院对此已有警觉，工程院目标是力保“一盆清水”。

　　这些经历，使沈国舫可能是最适合谈论中国院士制度改革议题的人之一。在12月19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沈国舫告知记者，在担任院士18年后，他已在今年11月转入中国工程院的“资深院士”行列。这意味着他今后不能再投票选举或推荐新院士。

　　祖籍浙江的沈国舫，普通话尤带江南口音，慢悠悠的。在近3个小时的对话中，对一些尖锐的问题，他总是神情轻松地微笑作答，毫不回避。相较于那些对改革持激烈主张，只会做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题的人士，沈的态度温和而留有余地，沿用的是基于现实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院士是否退休不是急迫问题

　　《21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沈国舫：我国的院士大概有三个群体：一是解放前大学毕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批，大部分是各学科领头人、奠基人，像钱学森、李四光，这批人现在很少了；第二拨是我们这拨，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包括留苏的，90年代初当院士，像我是1954年大学毕业，1995年进工程院，那时我61岁；中间有个文革的断档，然后是第三批，改革开放后上来的，大部分是1977、1978年上大学那批，现在四五十岁，刚开始陆续进来。其中第二批是目前两院院士的主体，现在这一批院士年龄越来越大，而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很需要，他们又是各学科领头人，他们是否退休，我觉得不是那么急迫的问题。

　　《21世纪》：您认为院士是否退休完全可以通过他个人和单位的意愿来决定？

　　沈国舫：是。我们院士是各自单位的职工，退不退休是单位的事。像我是北京林业大学职工，拿的一直是林业大学的工资。一个单位能有几个院士？大单位比如清华、北大有几十个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本校有6个院士，在世的只剩3个，其中两位都是80岁以上，一位68岁。院士很少，又长期在这个单位工作，学科上起带头人地位，有很大影响，如果他身体还好，学术上大家也还认可他继续发挥作用，他也在做具体工作，单位从工作需要和自己的利益出发，一般是不愿意让这样的院士退休的。

　　《21世纪》：这是因为单位要靠院士去争取科研经费吗？

　　沈国舫：单位根本不靠我们院士去争取科研经费。科技部有规定，比如863计划，一般到65岁以上，你就是院士，你也不能领衔申请科研经费，但你的团队可以申请，比如我的学生可以让我当顾问。好多人误以为院士还占着这个位子、把持着科研经费，实际上不是，科研经费都是年轻一代把着，我们是为他们服务，扶持他们做工作。当然你申请一个项目，你团队背后有个院士撑着，申请会更容易些，也是一种科研实力的表现，这是有影响，但不是绝对影响，像我们林业大学要申请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我们有两个院士，也没用，结果还是没选上，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