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已经成为国际上科学研究的一支主力军，许多原创性研究成果都有博士后的贡献。而在我国却很少见到博士后有创新研究成果。”近年来，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院长周其林一直在为博士后制度的改革奔走呼吁。

　　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截至2014年12月，我国进站博士后人员总数超过13万人，每年招收的博士后人数约1万人。

　　不过，我国博士后的规模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研究主力军的要求，多数大学和研究所在研的博士后人数不足发达国家同类机构的1/10。

　　周其林说，近些年来，由于博士后制度对创新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都竞相投入巨资，吸引各国的博士去作博士后研究。

　　然而，我国的现状是，不仅招收不到高水平博士后，且很少见到博士后有创新研究成果。周其林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我国博士后待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吸引不到高水平的博士，大量人才流失到国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没能跟上形势发展，影响了博士后的创新积极性。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博士后制度的核心是政府、企业和基金会提供资助，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开展创新研究，管理制度灵活方便。

　　但在我国，由于定位不明确，博士后既被当作比博士学位更高一级的学位，需要获得博士后证书才能出站，又作为在编工作人员管理，要办理户口、人事关系等。

　　也正是基于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博士后建站单位花费了许多精力在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的建立和评审、博士后入站和出站审批、成果评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等方面。

　　在种种要求下，博士后不能在宽松的环境下作研究，更不敢作探索性的创新研究，“创新研究恰恰应该是博士后制度的核心。”周其林说。

　　在我国，每年毕业的很多优秀博士生都去了国外做博士后，留在国内的人数不仅少，而且创新能力受到了严重制约。现在局面是，“国际上原始创新研究的主力军是博士后，而我国主要是靠研究生做科研，起点上的差距显而易见。”周其林说，如果建立起一个好的博士后制度，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提供有力保障。

　　基于此，周其林提出必须淡化博士后的学位教育功能，强化创新功能。而这包括撤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国家不再统一颁发“博士后证书”，不再评定成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等。

　　此外，设立专门的博士后基金在周其林看来也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将最优秀的博士留在国内，让他们安心作创新研究。”周其林说。

　　德国的洪堡基金会就是一个专门为博士后作研究设立的奖学金。它每年向500名外国博士后学者提供奖学金，支持他们在德国从事为期6至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工作。

　　周其林说，我国博士后基金的设立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基金每年资助的规模可以从每年2万人开始，逐渐增加到每年10万人；所有博士都可以向国家博士后基金委员会申请资助，到国内的任何科研单位开展研究。

　　“博士后基金委员会对申请的审查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看其是否有创新性。”周其林说，博士后人员的管理可以由所在科研单位按照科研助理的身份进行合同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