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今年4月起，本报记者深入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山西、湖南六省40多个市县，了解中部教育的真实现状。其间，本报开辟专栏，陆续刊发相关报道48篇。六省之行结束后，记者再次梳理此行的感受，由点及面，将采访中发现的中部教育在崛起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教育投入、师资结构、发展环境、发展策略等难题呈现给读者，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中部教育，为中部教育出谋划策，让教育成为支持中部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

　　不久前，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以人均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4项基本指标，对我国教育经费进行了考察，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指标最高的是经济发达的东部，但指标最低的并不是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而是中部，课题组称这一现象为“中部凹陷”。

　　记者在中部六省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这一问题。

　　经费不足，中部教育形势严峻

　　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人均教育经费，2001年，东部地区的平均值是619元，西部地区为282元，中部地区则为264元。排在最后两名的是两个中部省份——河南和安徽。

　　生均教育经费，小学生东部2075元，西部987元，中部851元；初中生东部2655元，西部1474元，中部1165元。

　　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小学生东部1412元，西部776元，中部只有597元；初中生东部1617元，西部1142元，中部719元。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小学生东部200元，西部50元，中部仅为31元；初中生东部317元，西部86元，中部57元。

　　从这四项指标中可以看出，无论从教育的总体情况，还是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支持程度，或是财政对改善办学条件的支持程度，中部与东部都相差甚远，甚至与西部地区相比，差距也不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的短缺制约了中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发展速度。行走在中部六省，记者少了在东部采访时的新鲜，也少了在西部采访时的兴奋。在东部，先进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经常会让人眼前一亮；在西部，刚落成的高标准校舍、崭新的教学设备，让人随处可以感受到条件改善后师生们的喜悦。而在中部农村，当年“普九”建设的校舍，经过近十年的风吹雨打已有些破旧，校长们却仍在为当年欠下的债务烦恼；缺失、破损的教学仪器得不到及时补充，紧张的公用经费让老师们为一支粉笔精打细算。一位市教育局的老局长叹息着对记者说：“农村教育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此话虽然有些言重，但也道出农村教育形势的严峻，中部农村教育成为“凹陷”中的低谷。

　　走向崛起，期盼中央政策支持

　　“我们处境尴尬啊，沿海开放政策我们沾不上边，西部大开发又没我们什么事，谁让我们不是‘东西’呢。”在中部采访，经常可以听到人们类似的调侃和抱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已尽享先发优势，经济处于领先水平，教育发展也同样占得了先机，不少省市将发展目标瞄准了实现教育现代化。而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特别扶持政策也取得了积极效果，西部“两基”攻坚、现代远程教育、“两免一补”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西部教育的发展。在东西的双重夹击下，中部教育投入不足的差距凸显出来。

　　“中部是我国主要产粮区，农业税、特产税减免等政策的推行，有可能给中部农村教育带来新的冲击，中央必须考虑到这点。”在中部采访时，一些教育界人士向记者表示了担忧。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村教育经费供求矛盾也因此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每一次因减轻农民负担所造成的地方财力减少，都主要由地方消化，而财力的减少势必影响教育经费的投入。

　　以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河南来说，虽然该省的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公用经费在全国最低，但该省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达到了22.99%，排在全国第二位，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只是囿于财力所限。“希望中央在制订政策和转移支付时，能够充分考虑‘人均’这一概念。”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向记者强调了这一点。“且不说东、西部已经享受到而我们没赶上的优惠政策，即使是同样的政策，由于我们中部人口多，落到每个学生身上，实惠就比别人少了很多。”蒋笃运进一步解释。

　　今年年初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中部崛起”，中部人盼望着这一口号能够落到实处，出台优惠政策，让中部从“凹陷”走向“崛起”。

　　以县为主，省级政府也需尽力

　　“以县为主”后，乡镇政府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压下抽身喘息，将包袱转给了县级政府，但中部很多农业县市自身就是“吃饭财政”，也无力承担。记者走过的一些县，单教师工资一项就占了全县财政收入的60%，而且还只是“国标”工资，只占应领工资的70%左右。管了教师的“人头费”，县里已没有能力再去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学校靠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少量杂费艰难运转。

　　县里把目光投向了上级政府。据了解，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从22%上升到50%，近年还在增加，加上省级和地市级财政的份额，县以上三级政府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已高达80%。县级政府有理由希望上级政府帮助解困。

　　记者在翻阅《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时发现，虽然中部6省预算内教育拨款都有所增长，但除湖北省外，其余5省增长速度都低于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上一年相比也都有所下降，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中部各省有义务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记者还发现，在“以县为主”体制下，省本级在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项目中，资金量的一半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项目的配套资金要求，一般性教育专款的设置也基本在中央教育专款的框架之内操作，省级政府基本没有承担筹措和分配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这对于缩小省内各地的教育差距来说相当不利，省级政府解决本省内教育问题的主动性应该得到加强。

　　差距是相对的，短时间的“凹陷”也并不可怕，只要各级政府能够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把教育当作一项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按照《教育法》的要求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教育的均衡发展总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