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与一些欧洲国家“先立法设限、后谋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很好地发挥了自身的制度优势,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应用中治理、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这种积极而务实的态度,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教育打开了广阔空间,也彰显了我们抢抓技术变革机遇、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主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关系到人的成长、知识的传承和价值的塑造,关系到千家万户,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技术可以日新月异,育人的规律却需要长久坚守。因此,推进“人工智能+教育”,既要有拥抱技术、抢抓机遇的积极态度,也要有尊重教育规律、守住育人底线的清醒意识。唯有在大胆拥抱与审慎治理之间找到平衡,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教育的助力,而不是制造新问题的新变量。
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对AI的滥用问题 对学生端使用保持审慎
对成年人来说,人工智能是提升效率的工具;但对中小学生而言,它很容易变成替代思考、替代作业、替代训练的捷径。中小学生正处在知识积累、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和基本自律能力形成的关键阶段,学习的价值不仅在于得到答案,更在于经历理解、记忆、推理、表达和反复训练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学生看似完成了作业,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获得知识与能力。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多成年人都难以抵抗工具带来的惰性,更何况心智尚未成熟、学习习惯和自律意识尚未养成的中小学生。如果大量学生从小就习惯把问题外包给AI,那么他们最终学会的,恐怕不是知识,而是如何绕开学习的方法。长此以往,学生的基础能力、思维韧性与独立表达都可能钝化,对国家人才培养贻害深远。
西方一些国家的人们对计算器的过度依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例子。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教育,不能把最基本的丢掉。”工具固然提高了效率,但若基础训练过早被工具替代,人的基本能力就会退化。人工智能比计算器更强大,也更隐蔽,它不仅能算,还能写、能推理,还能给出看似完整的价值判断。
因此,对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端AI应用,必须设定清晰边界,慎之又慎,必要时应明确禁用或限用。
重新认识传统考试的价值 筑牢闭卷考试与面试答辩防线
人工智能时代,学习方式要变,评价方式也要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评价方式失去了意义。恰恰相反,在AI可以随时生成答案的时代,现场化、面对面、过程化的评价方式,反而成为防止滥用最重要的防线。
人工智能时代,闭卷考试最大的价值,不只是筛选与评测,更在于倒逼学生学习,要求学生真正把基础概念和关键能力内化于心。
日前,普林斯顿大学放弃了坚持133年的无人监考,就是迫于人工智能为开放式考试带来的“抄答案”弊端。通过走访国内一些大学的青年教师,我们也能发现,他们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闭卷笔试,当场口试。
作业当然有价值,项目式学习也应鼓励,但如果完全依赖课后开放作业,就很难判断学生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尤其在作文、论文、报告、方案等任务中,如果缺少现场表达和过程检验,最终评价的很可能不是学生的能力,而是学生调用AI的能力。
没有知识,何来能力?人工智能进入教育后,闭卷考试成为了我们最后一道防线。课堂小测、现场写作、口头答辩、面试交流、实验操作、过程性观察等方式都应适当强化。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更在于迫使学生保持刻意练习,真正掌握知识。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所谓创新就只是空中楼阁。
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挑战 在教育系统建立大模型白名单制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核心出发点。教育领域的大模型应用,不能只看技术指标、响应速度和调用成本,更要看价值导向、内容安全和知识体系。大模型的回答具有很强的拟人化和权威感,学生很容易把它当成标准答案。一旦模型在重大政治原则、历史叙事、国家认同、文化立场等问题上出现偏差,其影响潜移默化且后患无穷。
根据清华大学刘奕群教授的研究,在台湾是否构成独立国家这类重大原则问题上,Llama、ChatGPT等国外模型都曾出现严重偏差,即便是国内的智谱、Kimi等模型也存在不准确、不严谨之处。如果政府部门、教育部门或学校系统接入的底座模型未经严格鉴别,就可能在日常教学、学习问答和知识服务中悄然影响学生的认知与三观。教育系统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信息偏差,而是价值塑造和国家认同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
更隐蔽的问题在于知识体系本身。在社会科学、人文历史、国际关系、新闻传播等领域,大量理论框架、解释方式和价值预设可能源自西方知识体系,且往往隐而不显。如果模型长期以这些材料为主要训练来源,它给出的答案即便没有显性错误,也可能在叙事和价值判断上发生偏移。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已经出现以营销为目的对大模型进行精准投喂的现象,出于认知作战目的的精准投喂也已经出现。鉴于此,有必要对进入教育系统的大模型进行专门的意识形态鉴别测评,建立白名单制度。
警惕人工智能成为应试训练的新助攻
人工智能可以服务因材施教、提升学习效率,但市场力量也可能把它推向另一个方向,即更精准、更高效、更隐蔽的应试训练。好未来最新财报显示,其2026财年收入达30.09亿美元,同比增长33.7%,净利润增长高达527.4%。对于营收与利润的大幅增长,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时明确提到“产品驱动”,其中学而思学习机的热销是重要因素。
学习机和AI学习产品本身并无对错。家长希望提高孩子成绩,学生希望获得即时反馈,这些都是现实需求,不必从道德层面苛责企业。但问题在于,如果人工智能主要被用于刷题、押题和提分竞赛,它就可能把过去的“人盯人应试”升级为“算法驱动人应试”。这再次提醒我们:同一种技术,既可以向善,也可能为恶。教育治理必须正视这一趋势,防止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用于变相培训和应试强化。
结 语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教育形态,我们要主动拥抱、积极作为。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技术越是强大,我们越要守住那些不能让渡的底线——学生的成长规律、学习的真正本质、教育的终极目标。
归根结底,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驾驭AI、却不会被AI所替代的人——他们既掌握扎实的知识,又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将这样的育人目标立起来,把该守的底线守住,把该夯实的基础打牢,人工智能这场深刻变革,将真正转化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持久动力。
作者:陈志文(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网络》杂志终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