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05年6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村村有大学生”计划，准备在3年内向北京农村输送8000名大学生。2006年3月7日，首批“大学生村官”在北京走马上任。

    如今，这些“村官”上任已有一个月。在从学生向“村官”转变的这一个月中，他们是否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是否理解了肩上的责任？是否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换？

    “请不要叫我‘村官’”

    “请不要叫我‘村官’！我是来服务农村的，要是把自己当成‘官’，村民就会产生距离感。”在北京平谷区马坊镇梨羊村，村支书助理、北京联合大学2002级的应届毕业生高浮图如此自我介绍。

    学汽车商务专业的高浮图，一直在班里担任班长。早在大三下学期，他就被一家汽车公司销售部录用，收入“肯定比现在规定的年薪3万元要高”，可他还是放弃了那次机会。

    “基层是最能学到知识、最能直接应用知识的地方。我喜欢这里！”当初，高浮图报名来农村时，很多人说他傻。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同学都不理解有北京户口、有好工作的他，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有个亲戚是村长，小时候我还在农村住过一年，所以对农村很有感情，这次就是想为农民做点实事。”高浮图说，他一点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来自安徽农村的陈娟同样没有后悔。她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生，同学和家人都不理解她为何要当村官：许多人考大学是为了从农村来到城市，而她却选择再次回到农村。

    “我当然知道，凭我的学历，应该能够在城里找到条件好一些的单位。但我是学中草药的，梨羊村正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农村才是我施展才华的更好舞台。”陈娟说。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在这一个月中，一些“大学生村官”已经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但也体会到了社会的复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有一次，高浮图了解到马坊镇的桃和西瓜都很出名，便想与位于顺义的汇源果汁生产基地签订原料供应合同。凭着一腔热血，他甚至连合同都在心里拟好了。然而，他一打听，才知道汇源公司有固定的原料供应商，供货价格已经相当低。跑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对踌躇满志的高浮图是个很大的打击。

    作为梨羊村村主任助理的陈娟，也遇到了一次次挫折。“我想出了一个点子：搞规模化经营，推行绿色产品认证，以便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我甚至已经写好了一些初步方案。但我很快发现，实际情况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搞规模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而这里土地分散，资金也比较紧张。一部分村民不愿意重新划分土地，我只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现任马坊镇打铁庄支书助理的北京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吴云天表示，如何解决村民间的矛盾，是他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刚开始时，遇到村民之间的纠纷，我总想去硬套法律条文。但这种生硬的做法，村民根本不接受。”

    采访时我们了解到，不少“大学生村官”在这一个月中还没有完全完成角色转换，有的感觉自己还没入门，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当“村官”。更为苦恼的是，一些人的恋情也因此无疾而终。

    “我有一个相恋一年多的女友。这一个月来，她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也联系不到她。我知道她还是不能理解我，我不怪她，只是这样结束我们的感情，我心里很难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村官”说。

    迈过去，心就亮了

    高浮图在经历了最初的急躁之后，虽然许多学生气的梦想就此破灭，但他的双脚却更牢固地踏在了梨羊村的土地上。

    “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不成熟。没有充分的市场调研，没有科学的成本核算，仅靠在办公室空想是不会生出效益的。现在，我不会再那么冲动。有了想法，我会先查一些资料，做一些实地考察，深思熟虑后，认为切实可行，再向领导汇报。”高浮图认为自己收获不小。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但这一个月的工作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了解了农村。和村民沟通是一门学问，首先你必须非常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次还要特别注意和村民交流时的语气和方式。在这里，村民最反感听官话套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吴云天说，一个月下来，同学们都认为他成熟了许多。

    在来农村以前，吴云天对自己的未来已有了明确打算。“我去年11月通过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国家的优惠政策使我们保留资格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半。3年后，我可以带着宝贵的基层经验去农业厅等单位找工作。我相信自己会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3年后，我会选择留下！”高浮图选择了另一条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经历，已经让我越来越了解了我们的国情，也由此让我更多地明白了自己所应该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

    不论以后选择哪条路，至少目前他们都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而且，路会越走越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