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5日，笔者和中国青年报谢湘应邀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行政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中国教育学会陶西平副会长对教育一线变革的梳理感染着两个传媒人，“校园内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啊，我们了解得还不够”。

　　“教育人需要未被扭曲的教育舆论环境。”陶西平在演讲中特别提及。

　　午饭时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特别举杯走到两位教育传媒人面前，“感谢监督，但有时候媒体人了解得不够全面。改革牵系利益调整，也还要请媒体人理解和支持”。为了能够更多地走近也理解改革者，笔者和谢湘主动要求采访浙江省教育厅师资培训改革情况至深夜，兴奋着改革者的兴奋，也困惑着改革者的困惑。及至整理发出25日会议的报道已经是26日凌晨。

　　辛苦之余，更有系列的追问：如果这样的会议能够邀请更多传媒人走近；如果教育改革一开始就能够真诚地欢迎传媒人参与而不是事后通报；如果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润物无声；如果教育人和传媒人能够真正坐下来倾心交流……

　　教育人在期盼传媒人理解，而又有哪些教育人真正走近了传媒人，了解、理解、关注传媒人的生存状态与专业成长？教育人期盼传媒人专业素养的提高，而教育人的传播素养又怎样？

　　笔者曾经对95名县市教育局局长进行调查，发现：在是否感觉到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舆论困境的问题上，48.4％的官员认为存在比较严重的舆论困境，49.5％的官员认为存在舆论困境，只有2.1％的官员没有感受到舆论困境的问题。然而同期同样的一份调查发现，在对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公共关系的认识上，传媒关系往往被置于脑后。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公众对事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解释、操控，甚至由媒体来构成的。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利益逐渐趋向多元化的当今中国社会，不同类型的媒介并非简单重复同一种声音，讯息来源和修辞基调的差异，已经使得教育政策的媒介话语空间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在我国，公共舆论表达已经成为利益主体公开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通过舆论的力量，利益主体的意见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社会压力，从而传输到决策部门，影响决策。也因此，公民个人或各自治组织在为自己争夺有利的政策环境时，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争夺传媒，从而赢得公众的支持，最终影响政策。即，报道——公众——舆论压力——决策者。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有一种强制性是潜在的，它没有法定的强制地位，但是构成强大的压力使之必须得到考虑，可以称之为“形势”强制力。与此同时，因为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在市场中谋生存的媒体最终也将分化为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代言人。虽然传媒的职业精神要求记者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客观，但事实上，基于生存需要，在一个媒体定位之始就一定会考虑到服务谁、支持谁、亲近谁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事实，作为一个有教育专业背景、扎根教育传播也热爱教育的传媒人，我想问的是，教育人作好准备了吗？　（贺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