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30年风雨兼程,30载阔步向前。
放眼世界,瞩目东方,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中华大地30年的沧桑巨变,谱写了民族复兴史的光辉篇章。
30年快速发展,30年波澜壮阔。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中国人民稳步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1978年的夏天,原国家纺织工业部组织代表团赴美、英、法、德等国,考察引进纺织工业设备。当年42岁的顾秀莲是考察团成员之一。
对比当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顾秀莲很是感慨:“当时我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买芝麻酱,都要凭票。”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基本温饱都很难解决,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最苦的还是老百姓。”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
发展,加快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是30年中国最强劲的声音。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无论是面临各类挑战,还是遭遇种种灾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推动发展,始终是中国不变的主题。
这是发展目标日益清晰的30年。从最初的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到系统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从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坚定、扎实地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攀登。
这是发展理念日益深化的30年。从最初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到进一步认识“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清醒地把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
快速发展,是30年中国最显著的成就。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中国人民迈上了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
与此同时,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一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陆续开工、相继建成……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6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
——载人航天工程、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大型油气田、高档数控机床、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等科技专项组织实施,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和产业核心技术被攻克……
——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东部地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逐步提高,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活力不断焕发,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
——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展现新局面。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160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4140元,贫困人口也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从贫困地区宁夏西海固小山村走出的郭昊东,当年怀揣300元钱外出打工,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只会搬砖的“打工仔”到带领300多人搞建筑公司的“农民工老板”的转变。
2007年,郭昊东的建筑公司累计引进宁夏籍劳务人员230多人,长期工150人。在他的公司,普通工人月工资达到1500元,熟练工和岗位工2000元至3000元,有的甚至超过4000元。
“国家昌盛、百姓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郭昊东说,“而我,恰恰就是30年国家繁荣发展的受益者”。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中的一桩桩小事、一个个变化,包括郭昊东在内的亿万中国人民感同身受。
3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
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就在于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
30年全面改革,30年闯关破隘。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54岁的张丽华至今还记得,30年前的12月18日,北京异常寒冷——
“那天,会场里坐得满满的,人和人挨得很近。放眼看去,似乎只有黄色军装和蓝灰两色的中山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服务的张丽华,拎着大暖瓶守候在会场外。每次给邓小平续水的时候,张丽华发现他的杯子水都比较少,“他讲话多,喝水自然多一些。”
当时,张丽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会议和以前的会议有什么特别不同。但很快,她就体会到了这次会议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女服务员可以烫头了,上班的时候悄悄换上了漂亮的套裙,下了班可以穿喇叭裤了……
30年前的那个冬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一声号角,奏响了中国变革的宏大乐章。
一切,从此改变——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用“天壤之别”,形容中国农村30年巨变。
艾恺至今仍然记得他刚到山东邹平的情景:“邹平县只有一条主街道。每到晚上,电影院前亮着盏灯,有一家卖花生米的摊位,这就算是当时的‘夜生活’了。但此后邹平的飞速变化让我吃惊。一年之后,县里就有了第一家咖啡厅。”
邹平的变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发轫于安徽农村的改革,以其对生产力的解放,迅速推向城市;在经济领域率先突破的改革,又很快向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拓展。全面改革的推进速度超乎寻常,人们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辞职”“下海”“承包”“万元户”“个体户”“股份制合作”……一个个逐年变化的“热词”,镌刻着时代烙印,让人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观念大解放、精神大振奋和活力大迸发。
这是改革方向不断明确的30年。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
2006年北京的那个春天,让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华国至今难忘——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国家新一个五年发展安排时,惊奇地发现:文件里不见“计划”二字,而是以“规划”代替。
“从计划到规划,这一字之改,准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规划的功能定位,反映了我国发展理念、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的重大变革。”经历过在计划经济中生存滋味的刘华国对此体会至深。现在,他所经营的银桥乳业集团已从最初的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陕西规模最大的地方乳品企业了。
国有大中型企业曾有令人炫目的辉煌,也曾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攻坚的难点。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国企改革的思路日益清晰。
如今,股份制已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形式,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在逐步完善,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市场化机制在国企初步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在减少,但规模在扩大、实力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显著提升。2008年,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26家中国企业赫然入列,它们全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各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才能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加强对党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大力发展以村委会直选为基础的基层民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取消数千项行政审批项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道路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留给人们的记忆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改革创新不断涌现,强健着中国文化“软实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则把社会领域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几年前,一心想洗净脚杆泥当个“城里人”的农民曾华美离开家乡,跑到成都市去打工。而现在,她安心地留在村子里,当起了“农家乐”的女老板,甚至还从城里引回来一个“上门女婿”。
曾华美所在的锦江区三圣乡发生的巨变,是成都市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大范围进行试点;全国城乡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一项项泽被民生的举措,在给社会建设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给亿万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改革,加快改革,深化改革——30年的中国,改革成为激动人心的时代口号。它像一面旗帜,迎风飘扬,鼓荡起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它如澎湃洪流,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的旧框框、旧机制、旧体制。
1978年,一位外国记者看到上海一家照相馆橱窗里挂了一件新款的夹克衫,旁边的牌子上写道:“凡在本店照相者可穿这件衣服。”
西方记者的嗅觉是敏感的,当时中国人穿的几乎都是一样的颜色,被国外讥为“10亿蓝蚂蚁”。
然而,西方人没有想到,甚至连中国人当时也不会想到,此后的中国变化竟是如此翻天覆地。而产生这一切巨变的最根本动力,就是改革这场新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