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黄达人教授，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6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数学系进修访问一年。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发表数学研究论文100余篇，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从事线性算子逼近、非线性逼近、小波分析及应用领域的研究，在多进制小波构造和性质等方面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

　　第一，大学管理需要引进经营理念。

　　黄达人教授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进一步确立，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在体制上发生了变革，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已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高效率成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一个共同追求。与企业、政府的改革力度相比，中国大学管理模式的改革，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大学的管理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在教学、科研乃至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与目前的市场经济很不相适应。这种模式从有利的一方面说，大学可以保持与政府管理部门的顺利衔接，政府的政策在大学里可以得到最直接和最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可以保证大学的管理在相对严谨的模式下运行。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国际化，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场所有其特殊性，目前的大学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冲淡大学所应有的学术氛围，同时难以避免地造成管理成本的高昂和管理效率的低下。

　　黄达人教授认为，大学管理需要引进经营理念，需要借鉴现代企业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继续深化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成为许多中国大学校长的共识。所谓“经营”，指的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而是指大学必须要精心地运作和管理。大学需要“经营”，在大学的管理中必须要强调成本与效率的重要性，这一点，对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刻不容缓的。

　　第二，大学管理需要树立成本意识。

　　黄达人教授认为，大学管理需要树立成本意识，大学的战略规划也应该建立在成本的概念上。作为大学校长，应该有一种投入与产出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投入与回报在很多时候是无法明确界定，尤其是对科研的投入，大量的投入有时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回报，但即便如此，成本仍然应该是在制定战略规划时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服从于指令性计划，许多大学的管理者在扩大或者缩小办学规模时，往往缺乏成本意识。当大学与市场越来越贴近的时候，这种“不计成本”的办学模式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大学的办学成本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管理成本，二是运营成本，前者是刚性的，后者则是软性的，目前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成本过高，在大学的办学经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刚性成本不断增长，必然会挤占软性的运营成本。

　　中国高校财政的总体状况是十分紧张的。首先是政府的投入仍然有限。近年来，中国大学的持续扩招，在现行的拨款模式下，大学获得的政府拨款也相应有了很大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大学的支出也在大幅增加，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这一成本是大学刚性成本中的最大部分。教职员工的薪酬也就是所谓“人头费”是大学刚性成本支出的首要项目。政府所拨的日常运行经费以在校学生人数决定，与一所大学有多少教职工并没有直接关系，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的教学和行政人员也必然会随之增加，因此“人头费”实际上已成为大学办学成本中最主要的压力。

　　黄达人教授认为，控制和降低办学成本的核心在于如何使校内有限的资源运用得更为有效，中国的大学应该尽量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校内资源分配系统。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等，是大学工作的主干，如何将学校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决不仅仅是靠拍拍脑袋就可以决策的。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首先要建立在成本意识上，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大学甚至要比以前更加精打细算才行。在大学的管理中，必须坚守成本的底线，坚持“量力而为、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行稳健的、从紧的财经政策，这是对大学、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第三，大学管理中必须强化效率观念。

　　黄达人教授认为，提高效率与控制成本密切相关，要控制成本最关键的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这同样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所在。在考虑大学中的资源配置时，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机制和环境，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校内资源配置系统。二是投入与产出，在配置资源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最后是资源的共享，如果说前面二者在短时间内还难有大的突破，那么在资源配置时尽可能地考虑资源的共享，则是中国大学现阶段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最为有效的一个途径。

　　“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使参与建设的中国高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能否认，在建设的过程中，各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设备重复购置的现象，浪费了有限的建设资金。这种设备重复购置的现象是与目前中国高校中分散的科研管理体制密切相关的。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有购置设备的要求，于是，资源的共享就无从谈起，资源的浪费也就不可避免了。正是针对国内高校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国家最近提出了国家实验室的概念。我以为，提出这一概念的最大贡献，就是它为更好地共享资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研组织形式。目前正在进行的“985工程”二期建设论证工作的核心就是科研平台的组建，这种平台建设的着眼点之一，也在于资源的共享。

　　黄达人教授认为，科学化的民主决策有利于凝聚学校的人心。实践证明，决策的民主化，有利于提高执行的效率，民主与效率的结合，能够促使学校更为顺畅地运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如果决策的民主和决策的效率二者的确不可调和时，各级管理者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责任，而不是以最没有风险的姿态去面对问题，即事事都靠会议。不断地开会、议而不决是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但这将大大降低决策效率，对学校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大学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具备文明、务实、大度、开拓、自律的基本素质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追求效率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必须是自觉的。学校的处长们应该“多汇报，少请示”。这里强调的也是学校行政运行机制中的上下沟通问题，是对学校管理效率的要求。假如大学的所有管理人员都有了这种意识，在工作中更加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那么我们对大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我们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努力，我们工作效率的提高，都将会有一个更为良好的基础。

　　第四，探索基于成本与效率的大学管理新模式。

　　黄达人教授认为，综合上述成本与效率的考虑，如何选择一种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大学管理模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大学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即校、院、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校级机关管理模式的变革。目前中国大学校、院、系之间的管理模式大致有一级（即学校统管）、二级（即校院两级）、三级（即校、院、系三级）等三种。中山大学选择了校院两级的管理模式，这主要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

　　大学的管理模式归根到底要与学生的培养模式相协调。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中山大学提出本科生应该按照一级学科的口径进行培养。如果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太窄，无疑会提高办学的成本，而且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太过专门的本科培养模式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的就业。但是，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如果太宽，学生又可能缺乏扎实的学科基础和专业背景，在竞争中同样也会处于下风。

　　黄达人教授认为，以学院为单位，按一级学科招生，并在一级学科中设计若干专业模块，提供给学生在二、三年级时选择，这可能是一种更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举措，同时也将有利于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学生在一级学科内的基础上学习可以获得更为宽广的基础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再选择专业模块，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从而完成其个体素质的塑造。

　　黄达人教授介绍，中山大学的学院建制多数以一级学科为基础，也有的是以若干个一级学科组建的学院，而系的建制则一般是以二级学科为基础的。从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角度考虑，上述本科生培养模式能在学院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既节省成本，又可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可以说是一种效率较高的培养模式。

　　这种校院两级的管理体制要求我们在资源的配置上应更多地考虑与政府的拨款体制相适应，即学校资源的分配应更多地与各学院的学生人数挂钩。在学院的人员编制、职称岗位设置等方面，也应更多地增加各学院所承担的课程学分数和培养学生的总数方面的权重。这是中山大学进行校内资源配置时的一个大方向、大原则。同时，在学校向学院经费划拨的体制方面，应该承接政府的拨款体制，采用“专项经费＋运行经费”的模式。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我们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因此，学校下拨的运行经费首先必须优先保证满足人头费用，以维持学院一级的正常运作，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费用的划拨应以各学院的学生数作为主要依据，这部分的经费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除运行经费外，专项经费则专款专用，学校应量力而行，根据递补的原则来实行。

　　（摘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