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某县今年中考，计划内的录取分数线是471分，比去年提高了40多分。按这个县的“规定”，只有500分以上的新生才能免交“捐资助学”款。这样，除了700多名500分以上的考生外，其余3000多名新生全部都要交数额不等的“捐资助学”款，其中包括计划内录取，但分数在500分以下的近2000名考生。报道援引当地一位教师的话说，“这样的招生政策和收费标准，会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因交不起赞助费而辍学，或再复读”。

　　根据报道中列举的数字，我们不妨算一下账。这个县招收高中生的三所主要中学上报给县教育局的计划总共是38个班。上线的计划内新生按750人算，每个班才合19.7人。事实上这三所中学总共招了52个班，每个班大都是七八十人。这个县共招高中新生4000名，计划内的新生只占18.75％！记者在报道中说，“据了解，像这种变相提高入学门槛的现象，在我省不少城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近年来，只要是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对这样的报道和这样的数字都不会陌生。人们不禁要问：招生计划是根据什么制定出来的？该县的回答是“根据办学能力”。想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地方，也都会这样回答。从理论上说，公办教育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动用的是国有资产，因此，它的“办学能力”应该全部用来服务于公益目的，而不能用来赢利。所谓根据“办学能力”来确定招生计划，就应该使尽可能多的学生享有教育资源，因为这本来就是公共资源。像这个县一样，用抬高录取分数线的办法，人为提高入学门槛，把大部分学生排除在所谓“计划”之外，然后巧立名目向学生收取每人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的“捐资助学”款，造成贫困家庭的子女求学无门，这是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在某些地方，“公学”就这样被办成了“私学”，公共资源就这样被一些人用来谋取小团体的利益。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竟然长期存在，竟然还被某些人视为“经验”。

　　现代公共管理中，有一个“公共物品”的基本概念。所谓公共物品，简单地说就是指物品和劳务的利益由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而不能为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单独享有。教育资源中由政府提供的那部分，动用的是国有资产，属公共资源，不能市场化。像义务教育，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动用国有资产举办的非义务教育，也必须向全社会开放，使社会成员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在公办学校的受教育权。近年来，受“教育产业化”观念的影响，个别地方模糊了这个界限，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抬高了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使公共资源服务于公益的目的在一些地方打了折扣。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谋取私利，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大病症。

　　最近，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再次强调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招生纪律，严禁在录取工作中对考生进行任何同录取挂钩的收费行为，确保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这虽然是针对高校招生说的，但中考招生难道就不需要“确保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