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心上秋”者，“愁”也。吴文英《唐多令》词写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我想说的是，秋上心头家长愁。“黑色的七月”属于考生，而秋天降临，忧愁就转上家长心头了。现在一名高校新生入学，学费一般都在六七千、七八千元，加上生活费甚至得准备上万元。如今有的是有钱人，万儿八千对他们是小菜一碟。然而，中华大地还有更多的人称不上富人，也有许多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胞，只好叫做穷人。对于称不上富人却也不算穷人的家庭，几千上万已经不算一个小数字，想到以后几年还得几万，他们也会感到一定的压力，家庭因此进入“计划经济”。若是贫困家庭呢？比方一个四口之家，父亲五六百元的月收入维持家庭运转，母亲操持家务之余打零工，运气好时每月挣个二三百元，不好时几十元而已。就算老天慈悲一家健康不上医院不吃药，自己发愤烟酒不沾无任何不良嗜好，这点可怜的收入，连供孩子念完中学都难，遑论大学。陕西宝鸡市下岗司机丁平良正是这样一个淹没在城市繁华中的贫困家庭的父亲，儿子丁炜被复旦大学录取的消息让他高兴，但几乎同时，高额学费又使他陷于深深的忧愁。他“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睡去”。妻子当然明白丈夫心中的痛，而且她自己又何尝不知道7000元对于她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像一座山，压在肩上”。在借贷无果，开学日期一天天逼近的无奈中，丁平良跳楼自尽了。

　　高收费给贫困家庭带来的压力，确实已不是一个愁字可以说尽，不算过分的形容该是“愁死人”。丁平良的选择肯定是个别现象，如一些好心人所说是“不可取”的（世间的自尽有几个是“可取”的呢）。但因不堪高额学费的重负而愁苦至死的家长却不是绝无仅有。一位过去的学生告诉我，近年来，他们村差不多每出一个大学生就会死一个人。这死的当然不是别人，而是学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孩子上完高中，他们已累弯了腰，生了病，背了债。好不容易孩子考上大学，“怎能半坡里松套呢！”是的，“宁叫挣死牛，不能打住车”，这些老“牛”、病“牛”甚至老病“牛”又弓起腰身去爬坡。求亲戚，告邻里，卖猪卖羊倾其所有把孩子送走，已是气喘吁吁了，其后漫长的几年时光里，哪一次孩子要钱不足以令他们愁肠百结，油尽灯枯！

　　当一些理论家大倡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时，老实说，对这新观念我没有弄懂；当有人说高中和大学不是义务教育，有钱上没钱活该（原话自然文明些），又以贵族学校不缺乏生源为据证明收费应当放开时，我曾像过敏反应似地感到一阵寒意袭来；而每当听到如小丁一样的贫困生收到了多少多少捐款的消息时，我在为人们的爱心感动之余，总想：谁为更多与媒体无缘的穷人家解忧愁？时至今日，人们应该已经看清，高收费并不是什么兴教育才的法宝，倒像一柄高悬的利剑，让困难家庭望而生畏，又如一把偏刃的巨斧，砍出一条贫贱者无法跨越的鸿沟（去年一所大学出卖一个吃香专业的名额：成绩差20分交10万元，再差一个台阶20万元。结果当然是预定了的——没钱没势别进来）。

　　我想，秋天并非只能给人寂寥与惆怅。唐朝诗人刘禹锡就写过昂扬爽健的“秋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个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着想的社会，当莘莘学子一个个如白鹤振翅欲上碧霄时，广大家长该是满怀诗情送子女步入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而不是被一腔秋愁压得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