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北京大学这次想得很清楚，表达得更清楚。

　　23日，北大招办负责人以新闻通稿形式首次回应公众对于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质疑。

　　通稿所举理由有四。我尤其看重其中两条。

　　其一：大学的选拔标准带有“指挥棒”性质。如果大学把“偏才”、“怪才”作为选拔录取的标准，那就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根据这个标准制造出来的“偏才”、“怪才”，出现一大批制造“偏才”、“怪才”的培训机构，你需要什么条件就给你出具什么条件，但实际上，这样的“偏才”、“怪才”绝不是我们希望的拔尖创新人才。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教训，它对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这意味着，北大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权力。顶尖大学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要旨在于，高考“指挥棒”方向紊乱或说尾大不掉、“指挥者”瞻前顾后或者关节僵硬的现状下，大学站出来，给出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径。

　　这条新途，路标如何设置，自然是重大问题。它当然不能重蹈旧指挥棒的覆辙，但也不能为反对而反对，逞意气之快。具体案例固然可以具体考量，给偏路子怪路子留下适度空间，但“指挥棒”断不能剑走偏锋以怪为美。

　　明智的政治家说过：“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套用一下，明智的教育家应该知道，僵化的高考选拔机制在社会心理层面造就的逆反，固然赋予了大学选拔“偏才”“怪才”的某种期待性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谨慎使用。

　　北大此次表态显然足够谨慎。这也意味着，这所大学对当下国情，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趋同、趋利取向有明白的认知。投你所好还不容易吗？你要偏和怪，我把流水线的参数设定钮调一下，不就行了。

　　其二：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它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不是为了上大学而开设的培训班。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然如此，“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

　　这意味着，北大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学的价值——坦率地说，许多中学校长和老师未必能有这份认知。

　　2009年年末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初行时，我曾有过担忧：“我愿意相信北大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学和大学之间建立良性的沟通渠道，但北大的强势至少在客观上抹煞了此点。39所中学错误地把自己定位于向北大“进贡”，公众也机械地把这项改革尝试单纯置于大学的逻辑里加以理解。实际上，这39所中学的职责所系，不是为北大培养学生；我们的中学职责所系，也不是为大学培养学生。中学教育应当对社会负责，而非对大学负责。中学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人格健全者。”

　　如今很好，北大自己发声，打消了此种顾虑。难得，它自己跳出了大学的逻辑，站在中学角度观照教育，重申“全人格”的教育理念。

　　凭此两条理由，便可说，北大的招生改革尝试，至少没犯方向性错误，实有可期。

　　去年3月，北大校长周其凤曾表示，“怪才不等于怪人，我们社会上怪人很多，怪才并不多。如果一个人说他小学都没念，就特别有才，这个倒真是比较怪的，所以我想怪才的问题是可遇不可求”。如今这份新闻通稿的出台，表明北大近一年来，一直在完善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终于算是想得比较清楚了，因此也愿意把这种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公之于众。这样一种有逻辑可循的决策过程，既表达了大学的理性，也体现了其风度。

　　去年北大只在13个省份试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有400多所中学申请，39所最终获得推荐资质。今年在全国推行，却只有近200所中学申请，161所获资质。这表明，许多中学这一年来也在完善自己对校长实名推荐制乃至整体北大的认知。不盲信，不盲从，不盲动，中学与大学的关系定位中，中学的主体性在增强。

　　实在难得，这份顶着一般不受人待见的“新闻通稿”帽子的回应，给力，可算当今教育界好文本。（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