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通才教育不能是拼盘教育，其意义更多地应当体现在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通”。

    ●博大而精深是大师的境界，博大是前提，精深是目标。博大精深，这才是“通才”的真谛。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副主编。兼任曲阜师范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献学

　　近年来，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在反思：50年来，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类似陈寅恪、王国维那样的一代宗师？反思的结果，大多归罪于目前大学过细的专业划分。确实，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往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少，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目前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分工有余，合作不足。

　　就传统的文史教学与研究领域而言，历来强调“文史一家”。但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文史哲各自独立出来，从此，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语言文学研究独立开来以后，在教学领域独立为中文系，在研究领域独立为专门研究所。再就文学研究的学科内部而言，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机构，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又被细分为古代、现代、当代三大块；古代又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大家各守一段，各有专攻。

　　这样划分，好处是易于教学，学生也易于掌握某一个时段或某一方面的知识。由于教学与研究规模的限制，很多问题被长期遮蔽起来。近30年来，随着从业人数的急速扩张，大家一窝蜂似地拥挤在这个相对狭隘的专业领域，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的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已经痛苦地发现，按照现有模式从事研究工作，文学历史变得越来越干瘪，研究工作变得越来越无趣，成倍增长的学生更是抱怨没有题目可做。总之，路是越走越窄。

　　于是，不少专家振臂高呼，倡导通才教育，走通才之路。一些研究工作者，勇开风气之先，尝试着走出狭隘的专业领域，纵横驰骋，从先秦到当代，一路拼杀下来。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十几年下来，众多的学术论著不过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克隆自己。说得过分一点，一堆著作，可能不敌一篇真正有价值的论文。一些大学也尝试着突破既有的专业体制，纷纷成立各种实验班、基地班，文史哲混合教学。所有这些做法，都体现了现代学术的焦虑。大家都寄希望于未来数年，通过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大师”。

　　这可能吗？至少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目前，一些大学设置的实验班、基地班，文史哲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倒是很齐全，但是教唐宋文学的教师和教唐宋历史的教师，各研究各的，给学生上课也各讲各的，教师尚且如此，更何况教出来的学生？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教育充其量是拼盘教育而已，并无新意；甚至是画饼充饥，解决不了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拼盘好看，且随意摆设。但是，最好的菜肴，是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而不是拼盘。拼盘教育，就是好看不中用，与过去的教育方法并无本质区别，还是换汤不换药。所不同的，只是把各门学科的概论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这样的灌输，如何叫我们的学生“通”起来？

　　因此，我认为，所谓通才教育的“通”，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层面的“通”，二是精神层面的“通”。

　　进入知识层面的“通”，文献学是必由之路。北宋词人晏殊有这样一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称之为人生第一境界。其实，移之于读书治学，同样是绕不过去的一种境界。任何一个用功用心的读书人，博览群书，积以时日，当然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依然不过是两脚书橱，两眼茫然。那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经过传统文献学的训练，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才有可能“望尽天涯路”。

　　进入精神层面的“通”，仅靠用功用心还远远不够。东汉的王充在其《论衡·超奇》中将当时文人分为五种，即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认为鸿儒是最高的典范。如何评判这些文人等级，并不是以读书多少为标准，而是应当看他是否有通融的思想境界和深邃的思想修养。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曾说：“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精者也。”或许可以引申到学问领域，博大而精深是大师的境界；而杰出的学者只是精深而已。博大是前提，精深是目标。博大精深，这才是“通才”的真谛。近代以来那些成功的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等，与时俱进，敏锐而果敢地抓住了他们所处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而为20世纪的学术研究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通才教育不能是拼盘教育，其意义更多地应当体现在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