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是著名野生动物学家，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人才培训中心”，为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开辟了新途径。谈及青年人才的成长，这位老科学家向记者直言：“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要善于为青年人才让路、铺路。”

　　记者：有不少知识界人士认为，青年科研人员待遇低、流动性大，堪比“农民工知识分子”，尚未成才已被现实击垮。青年科研人员的现状真的如此不堪？

　　马建章：青年科研人员收入低，被住房、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所困扰，是众所周知的事。“农民工知识分子”的说法虽然有点过，但我也同意。我觉得这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

　　这种不合理首先体现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见物不见人”。我国科研经费往往比较重视仪器设备、环境条件的改善，但在人员养护上关注较少。许多科研项目在设置初期就已规定，绝大部分经费只能用来购买设备，而能直接拨付给青年科研人员使用的经费很少。比如一个大课题，本来需要很多博士生参加，但按规定人员经费只能用百分之十几，造成的结果是，青年科研人员参与课题的机会减少，或者是参与的人多了，把待遇降低。

　　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是，学术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越来越充足，但并未根本改变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和发展现状。部分原因即在于学术资源的配置掌握在少数“学霸”和“大牛”手里，学术资源的分配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许多青年科研人员只能跟在后面“打工”，为他人作嫁衣。长此以往，这些青年原本的学术理想和激情会渐渐消失，其奋斗目标可能会变成有朝一日能拥有“学霸”“大牛”那样的学术资源支配权。这很可悲。

　　记者：作为前辈科学家，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马建章：青年科研人员既要争取经费，又要做好科研，两难全，甚至可能两边都做不好。我们这些老科研工作者，应该给年轻人创造条件，搭建研究平台，要给他们让路。比如有些课题项目，老专家们不必霸着主持位置不放，大可放心地委之于青年人才，给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要让他们在这里面学会游泳，争当冠军。

　　同时，我们还应帮助年轻人去争课题。因为青年科研人员的一些研究项目是没有经费支持的，有课题才有经费，才会有独自承担课题的机会和保障。没有了经费的后顾之忧，他们才有充足的精力和良好心态来做好科研。当然，彻底解决后顾之忧，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帮助，如提高博士生等青年科研人员的奖学金及课题补助经费等。

　　记者：科研机构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为青年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

　　马建章：人一生中的黄金创造期一般在26岁到46岁之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成果的年龄平均在46岁左右。因此，重视青年科研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人才战略的根本。但在我国，无论初级还是中级岗位青年科研人员，学术地位目前普遍太低，起步差。他们在高校大都只能任讲师，被琐事所累，成才之路缓慢，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且，现行的学术考评中“GDP主义”盛行，过分注重定量评价、“工分”等，为创新路上的青年戴上了紧箍。

　　在国外，有许多高校讲师也可以当博导（但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我国一般规定只有教授才可以当博导，个别学校稍稍放开，副教授也可当博导。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经验，赋予才能突出的青年讲师招收博士生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既是激励，也是新的压力和动力。此外，还应更重视把青年人才“送出去”和把一流学者“请进来”，与国外最先进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交流互动。

　　在青年人才问题上，我们还应走出单纯以定量指标考核人才的误区。创新能力往往代表着成才的潜力，一个有创新能力的青年，即使在指标考核中“得分”不高，我们也应为其铺开一条成才之路。高校不应该仅是一个输出劳动力的地方，更应该是创新的源泉。美国高校很重视创业课程，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均有超过四分之一比例的创业课，且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如8人或15人一班。尽管我国高校可能做不到8人一班，但动辄几十、上百人的大班教学，显然不利于互动，很难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