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不少人以为，只有在中国，才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家为国家经济社会服务，而国外比如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似乎就比较自由。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也紧密地靠近国家建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为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国家、社会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正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界发出更好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发展的呼吁。随着现代大学新的功能的产生，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至关重要、责无旁贷。 

　　美国学者雷迅马(M.E.Latham)的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中文本译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讲述了肯尼迪时代及之后，美国社会科学家是如何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最初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就是旨在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美国意识形态战略。虽然Latham本意是想说明，参与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违背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初衷，但是书中的材料清楚地表明，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为美国的国家建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一大批学者纷纷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策建议，政府的要求已经转化为学者的一种自觉的努力。美国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资助社会科学的研究。原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来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安全顾问的邦迪认为：美国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当学者们“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时，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这些例证无疑都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导向。

　　前不久，唐家璇做了一个“中国还缺乏世界一流智库”的演讲。他的判断是，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参与国家重大政策制定的程度，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比不上美国的一些智库。唐家璇认为我们应该从理论建设、战略研究、公共外交和政策建言等四个方面来进行中国一流智库的建设。这提示我们，所谓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要能够担当起我们的社会责任。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理论建设上形成“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要有“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要有“中国话语”，在政治建言上要有“中国方案”，我们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形成中国学派、中国意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

　　有人认为，建设智库或者承担社会责任，不用太强调高校，别的机构也可以。对此，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大学的现代功能与“社会责任”。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已经超越传统的教学和科研领域，发生了很大的拓展。现代大学有六大功能：培训：大学对培养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大学研究成果日益成为经济领域创新的重要基础；交流：大学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创新：大学能够孕育出跨学科且富有创新型的研发活动；社会文化评论；社会知识库。这六个方面的功能，使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内容、范围、方式和目标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知识的传播就不仅是在于校园内，还有面向社会、面向国际交流传播以及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问题。总之，高校功能的变化体现了时代对大学寄予的更高的社会期待，高校必须切实承担起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

　　(武汉大学校长 顾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