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生活中的汤一介是位沉静内敛、为人平和的老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生活起居十分规律，堪称一位“儒者”。然而在治学上，他却是一位开放自由、追求创新，经常能吸引学界眼球的著名学者。

　　他追求哲学理论系统的建构与创新，不仅在哲学史上，以真善美为基础构建中国哲学，开学界之先河，且不断提出“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启发人们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他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他提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弘扬传统文化。

　　耄耋之年，他组织主持教育部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作为首席专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意识承担起这一数百年来先人未曾完成的“盛世工程”。

　　正是这位在中国哲学领域卓有建树，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却总是自谦地说：“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学问比起别人有多强，所以我非常反对说‘大师’。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差得很远。”

　　“我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

　　在汤一介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辈子都与北京大学有关。从北京到重庆，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他与北大共同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忆起往事，这位耄耋老人不胜感慨。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少数几位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辛亥革命前，父亲曾在北京读书，1918年赴美国留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1922年获哲学硕士后回国，一直在大学教书。1931年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做教授，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

　　“小时候父亲很少管我们，也很少过问我们的功课。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传承祖辈的‘家风’，学习做人的道理。”汤一介记得，父亲曾经把他珍藏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拿给他，这是祖父60岁生日时学生们送的，上面有一段祖父约700字的题词，其中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这段“为人处世”的祖辈遗训，成为汤一介的座右铭，一生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汤一介喜欢、学习哲学并没有受到父亲太多的影响。高中时，他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尝试写了一些散文、杂文。1946年，北大为没考取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先修班，汤一介成为其中一员。这一年，他看了不少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梦想着成为一名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索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然而，真正迈入哲学之门后，汤一介总是称自己为“哲学工作者”。“这不是自谦，那时我和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自己这辈子当不了哲学家，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汤一介认真地说，“当时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教条主义批判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

　　“那时的哲学史研究很教条，一般是把一个个哲学家排列下来，分析每个哲学家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然后为他们贴上标签就算了事。”汤一介说。

　　1957年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接踵而至，作为“哲学工作者”，汤一介也就自动或被动地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文章，也有批判别人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有学术价值。如果说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汤一介自嘲地说。

　　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年，汤一介没有回避，而是以真诚的态度，对过去的“我”进行无情的剖析。